网左实践总结

“网左”总体来说确实是进步的，他们要比一些麻木者、漠不关心者和肉食者进步得多，他们是在资产阶级残酷压迫下抱团取暖的、可以接触到网络生活的群众。而“网左”形成的“左圈”也为许多来寻找答案的迷茫者，如一年半前的我，提供了资源和平台。

我从2021年三月左右进入“左圈”，再到今年八月末二次退网，期间混迹过多个“左群”，也亲自参与过三个网络学社的创建或改组，也算是个“网左”了吧。在这么久的时间中，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这是我需要感谢“左圈”的一点，但我也逐渐认识到“左圈”乃至“网左”的不足，这也是我退网的原因之一。

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网左”在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显然已经无法背负起历史的重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其，并汲取经验、另寻他路。我想从我这段时间的实践中批判性地总结出“网左”的现状和我个人对此的思考，希望大家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我为什么反对网络报刊

先下结论，因为网络报刊是对于其他人和历史的粗劣模仿。这是许多同志和网群目前都会犯的一个问题，可以勉强算作一种机会主义。

我作为某网络报刊的创建者，突然反过来反对网刊，我想大家也许都会很疑惑我的思想变化。我先说说我创建某报刊的历程。我最开始创立报刊，首先是因为看到了其他同志在办网络报刊，然后就产生了想模仿的想法。然后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学社基本上天天吹水，有一个同志某天就提议：“我们要不干点事吧。”我就附和说好啊我们办报刊吧。为了办这个报刊，我甚至跑去借鉴了《新青年》，前朝剑斩本朝官了属于是，就好像列宁当年办了《星火报》、陈独秀当年办了《新青年》，我们也一定要办个什么报刊才好。由此可见，我当时是这个想法，不过是一种模糊的空想、一种对于他人和历史的模仿、一种“我们做点什么吧”的焦虑，这几乎就是主观主义的体现。据我了解，很多其他的同志也有这样的状况。

网络报刊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脱离实践。之前说了，这个东西几乎就是浮在天上的空想，落不到地上就是其特点之一。其一，我个人所知的几乎所有报社都是要靠拉别人写的文章当稿子，而且往往投稿不足，这就决定了报社对于文章的内容没有太多的选择权，从而造成“不得不来者不拒”的状况，而这些文章大部分都由脱离一线生产的学生撰写，更有甚者许多作者本身就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这里并不是要对学生群体提出批判，但现实就是他们写出的文章理论性过强，而且有些幼稚的小作者还喜欢卖弄名词包装自己，其大部分文章也都偏向时事点评、理论解析类，与劳工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综上述特点就导致报刊传播范围极狭窄，甚至不能覆盖绝大多数学生群体，受学校压迫最狂的那些“卷王”们根本就没时间看，也不会看。其三，报刊的形式本身就是脱离实践的。报刊一期有好几篇文章，而且往往主题不同且篇幅较长，需要专心阅读，需要阅读很长时间，而且需要一定的文化能力，还要有闲心去看这些东西，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几乎只有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群体，很多白领都做不到，更别提工农群众了。

有的同志又说了，那我把报刊打印出来去分发给工人，这总不算脱离实践了吧？首先，我要明确一点，我认为报刊这个形式本身就是脱离实践的；其次，如果真的要去打印出来发给工人，那为什么要做成报刊的形式呢？直接单独发特定的文章不好吗？报刊本身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晶哥盯上，还需要很多的阅读时间甚至能力（此处批评某些术语名词乱飞的文章），而这是大部分工人群众所不具有的，这就使得报刊本身就是个形式主义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设计封面、给自己冠以“主编”或“副主编”的头衔，还给自己起个“xx报”的招牌，我们又不是要挂在店里卖；而且，既然都可以直接接触到工人群众了，为什么不能脱离纸面文书这种知识分子的形式，直接口头宣传，用最真情实感的方式拉近和群众的关系、建立信任，这不比那种鲁迅式（某些时候叫胡适式更合适）的从上而下的灌输更好吗？

报纸、杂志的出现是因为信息技术不够发达不得已为之。互联网、尤其是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是报纸和杂志的高峰年代，在以前出了爆炸性新闻得要报童沿街大喊“号外”才能让大家知道，而现在只需要打开任何多媒体网站，巨大的标题和夸张的图像就会立即吸引住你的眼球。报纸现在已经基本见不到了，纸质刊物也在逐渐消失，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把一堆小文章合订成一个合集，这样在那个信息技术落后的年代，不管是看起来还是卖起来都方便，如果出一份文章就卖一期报纸，那成本岂不高得离谱？这就是报纸存在的原因。而现在不一样了，你根本不需要印刷几千几万份报纸来传播信息，你只需要把文章发到网上，自然就传播几万次；你也不需要把很多文章合订在一起，因为现在完全有支持单独阅读一篇文章的技术（合订在一起看反而不方便且费时，而且不易于传播）。即便是新闻联播这种“电子报纸”也越来越没人看了。现在还办报纸是逆时代潮流而行。

网络报刊另一大问题就是组织性低下。目前许多报社可能都是两三个人一拍脑袋决定干的，也就只是靠这两三个人撑着，基本上包揽所有工作。这两三个人要是有啥事干不了了那报刊立刻就寄了。而且这种问题在网络上没法解决，就拿报刊工序中工作量最大的排版来说，这个真的只能一个人做，线上交流效率的低下不足以形成有效合作，且将文件经常要传输给别人也是一个麻烦事。这样的生产效率极低，且漫无目的，更像是为了体验那种回归劳动本身的快乐。而且目前这样的报社光我知道的就将近二十个，内容五花八门，甚至有一稿多投的现象，而这个问题是在网络平台上无法解决的，要想真正地去做报刊就只能靠线下组织。

而且我还要指出一点，许多办报刊的同志都在极力避免在文章中冲塔，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我认为，既然我们要给群众灌输革命思想，那就不能像保皇党或者改革派一样打擦边球浅尝辄止，我们需要明确地指出问题的本质。我们就是需要告诉群众，现在的特色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不然群众也依然会沉浸在一个“赵家皇帝都是好人，就是身边奸臣太多”的幻想中，其实我相信很多群众的思想都已经达到了这一步，我们也更没必要像《新青年》一样“二十年不谈政治”。这时候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指责我说这个是找死啊这个盲动啊之类的，那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你就在网络上蹲着吧，蹲一百年也不会有什么用。是的，这样做确实是很危险，但如果怕危险，那建议右转保皇党。我认为，许多同志都过分地高估了特色的统治能力，这源于我们对于敌人的不了解，打交道太少，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才造成了心底莫名的恐惧，这正是敌人想要看到的。

总而言之，网络报刊整体依然是进步的，这依然是阶级斗争铁的表现，也是同志们试图对抗异化、回归劳动本身的伟大实践。但我还是希望同志们能时刻用毛主席的话：“实事求是”，来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了对历史盲目模仿的陷阱。

进群即同志

“同志”的门槛，在今天是否也太低了点？

现在“左圈”内有一种奇怪的风气，那就是我们对只要在左群里（至少是自称的左群）、或者在昵称或主页中带有“左”的元素的人就会不假思索地称呼为“同志”，倒颇有些“五湖四海皆同志”的味道了。可这些人真的全都算是“同志”吗？

“左圈”中许多网群的审核制度还不如特色，倒是更像我见过的那些西方社民党，只要发个邮件报个名就立刻能成为党员；或者是早期国民党，为了充数什么人都放进来。这些网群的人数自然也高得很，许多网群的创建者还以人多为豪。我们往往能在这种群里看到三类人，我将他们称为王明式、幼稚式和张国焘式人物（注意，我在这里用这两个人的名字分类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这三类人我认为是不可以拿对待同志的那一套去对待他们的，因为他们或者根本就没有完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便他们很多人认为自己有），或者沾染的资产阶级习气要比无产阶级的还要多得多，或者更有甚者根本就没把我们的事业当回事，在政治上和待人接物上都十分幼稚。总之，他们身上总是体现一种不平等，总是有着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子。

天山上下来的王明

其一王明式。王明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首，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毛泽东即兴讲话）。作为留苏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抱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圣旨，还十分看不起毛泽东等人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左圈”里也有这样的人物，但他们要比王明还要神气。

我们与这些人往往刚一接触就能感受到一种小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这前反思后现代的虚幻共同体主义者，停止你对大他者秩序性分子的迷恋，快去学德国哲学史，让我这康德黑格尔纯粹理性主义者来一场进步主义辖域-去辖域运动来扬弃你的庸俗化意换！”（这句话意思不准确，因为我真的不会模仿他们说话）。这种行为的脱离群众已经不需要我指出了吧，大概就类似于你把他当同志，他把你当土狗，就是毛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其实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非常简单，这就是一种不平等。这些人就像是孔乙己，在现实中“怀才不遇”，对朝廷不满，但又不肯脱下破烂的长衫和穿短衫的站在一起。他们从一些书本或者视频上（这里点名b站，具体哪个up就不说了）学到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哲学词汇，便立刻填充到自己的语言里，即便他们自己都不理解（背诵定义并不等于理解）。我想请问同志们一个问题，当此类人在对没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宣传时，一味地套用哲学名词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至少会让此类人感觉到莫大的优越感，一种装逼成功的快感：“看，这个词我知道他不知道，我多厉害！”好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思想竟成了某些人用来装逼的工具！请问马克思的“马”是不是还有四种写法啊？

这种人张口闭口马克思，但却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一种显摆的资本，心底里还是资产阶级那套意识形态：多学了点知识就高人一等了；即便他们有的人并没学会他们自己口中的那些哲学东西，但他们还是要用上高级生僻的词汇来粉饰自己的语言，还要诡辩说这是“避免庸俗化”，甚至有的还宣称自己是“正统马”，很多同志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就会觉得“卧槽听不懂总之很牛逼就对了”，其实和那些宗教忽悠人是一个道理，就是弄一堆云里雾里的东西，搞得很高大上让人听不懂好像普通人触不可及，所以才能招揽到信徒，这类人本身倒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优越感。

当我们在对群众进行理论宣传时，如果也是一上来就堆砌哲学黑话，那群众不仅不会受到宣传，还只会觉得我们在装逼，想：“奥，马克思主义者就这？跟我搁这儿摆什么架子呢？”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让这些人和邓小平一起去给群众宣传，我估计群众很大可能会听邓的，因为邓的话至少听得懂而且姿态够低。

网络左派中有许多人就喜欢端着一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架势，以学生为主，而且还多为中学生。这就不禁让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王明式”的人物就如同这穿着长衫的孔乙己，别人要是显得不懂“哲学”，他便要骄傲起来，上去显摆一番；若是别人质疑他的观点，那他便要涨红了脸，说一些“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的话。这种行为，不过是想要衬托出自己要比这些不懂“哲学”的土老帽们高人一等，摆出一副知识分子的架势，他的那些哲学术语，就像孔乙己的长衫，即便破旧不堪还是要穿在身上，显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这些人往往死要面子，根本不会听任何人对他观点的反驳，要是你反驳那一定是你错，只要你敢反驳他，他就立刻要摆出一副“唯我独革”的姿态，完全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的态度，用着各种酸臭的小嘲小讽。

这类人就让人感觉到，他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拿着成绩单期待父母的夸奖，跟其他人比考试成绩赚得优越感。他把马克思或者黑格尔当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就像他考试考100分一样，就像孔乙己穿长衫一样，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多么牛逼；一旦有人反驳他的观点，那就是相当于质疑他“与众不同的存在”的基础，所以他当然不会听，并用上一切诡辩之法来捍卫自己的“神圣性”、“合法性”：“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那叫窃！”。他辩经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牛逼。他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混到左圈里来当理论教师爷和哲学教皇来了。

这些人总喜欢讲一些精英主义论调，摆出一副学阀的架势，就像胡适一样，高高地举起自己的双手向资产阶级投降：“赵老爷您看，我讲的东西群众根本听不懂，我也没打算动员那些不会术语的土老帽，我研究的是纯学术的东西，我是不会触碰您一分一毫的统治基础的，千万不要拿铁拳砸我呀！”

这些人似乎并不愿意和工人阶级融为一体，他们似乎更向往的是现代西马教授的生活，在大学里写写书骂两句然后继续享受资本主义制度带给他们的优越生活，当着资产阶级老爷圈养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的宠物。所以他们日常只是整天泡在网上，忙碌于网络上看谁辩得过谁，而不看这些争辩是否有居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他们的立场并没站在工农群众这边，他们最多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工人运动催化剂的作用，这些人是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不过据我个人观察，这类人中还真的有好多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别拿恩格斯跟我杠，从古至今出了几个恩格斯？），那这样的行为也就不奇怪了。

不是幼稚病，是纯幼稚

其二幼稚式。我对于这一类人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代表，因为历史上的人物再怎样“幼稚”，都在对形势判断错误、走错了路线、陷入某种错误的主义等理性的、政治的框架内，而这些人则是纯纯的幼稚，不仅像个熊孩子一样学不会控制和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还把政治当成过家家，为所欲为。

现在许多同志都喜欢引用列宁同志的话，批判某某某人是“左派”幼稚病。但这颇有些扣帽子的意味，是十分不准确的。某些行为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左派幼稚病”，而就是纯幼稚。此类人往往拥有自恋型人格的多种特征，时常是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而罔顾集体，这类行为正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体现。

出口成脏是最典型的体现。说脏话本身其实没有什么错，这是情绪发泄式的一种表达，但是如果拿脏话攻击别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大概是真的觉得别人没法顺着网线过去打他们，有的左人对别人可以说是无下限地人身攻击，别人一不随他们的意，一句“啥b”直接就上去了，完全不把对方当人，而是当成自己的情绪垃圾桶。对于一些和他们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也会以各种话语打压。更有甚者，他们在现实中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或者是在和别的政治立场相左的人对线中被对面骂了，他们心中有情绪，却不敢对着欺负他们的人怼回去，反而跑来群中大肆发泄撒泼打滚乱发脾气，对别人人身攻击，完全不在乎对方的感受，甚至迁怒于其他同志，抽刀向更弱者。此类迁怒经常是逮着谁骂谁，完全不顾及是否无辜，以为在事后道个歉服个软就完事儿了，属实是“躬匠精神”了。在他们看来，自己就是应该被宠着包容着，别人的感受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要比其他人高一等的，这是一种极其自私的想法，也是一种不平等的思想。

死要面子。你一定在“左圈”中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不管是出于能力不足还是对情况判断不清，会或经常或偶尔犯一些错误，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做事上，但是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要么暴跳如雷，要么就直接开始哭闹，总之就是一个死犟嘴绝不承认。其实犯错误是正常的事情，强如毛爷爷，他年轻的时候还搞过“湖南共和国”这种空想。但是知错不认、认错不改，甚至攻击指出错误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遇见过一个例子，我们将此人暂称为A。有一次在群里我们正在讨论一些理论问题，然后A说了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理论，我和另一个人指出了他的错误，我想他当时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确实有错误，但是他却做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他先是对我们表现出深切的质疑：“啊？真的吗？没有吧？”然后开始给自己诡辩。因为他本身理论确实有错误，所以按正常的逻辑他是没法给自己辩护的，所以他开始推我们甩哲学黑话，什么什么意换什么什么反思之类的，到这一步他确实赢了，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也不好继续再说什么，但我不能不指出这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A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死要面子的心态，但这就是个网群，换个头像就没人认识你了，你要了面子又有啥用。如果以后A再有什么问题，不会有人再给他指出了，他就只能沉浸在自己哲学黑话意淫的世界中。这个例子只是在进行讨论时出现的情况，不涉及到他人或集体，还算是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但下面这个例子就是彻头彻尾的不顾集体的个人主义了。

我们将第二个例子的主角暂称为B。B曾经是某某网络报刊的编辑之一，另一位编辑C一直负责排版，他有一次自己觉得自己目前的职务无法体现出自己的大才大能，便主动提出要负责新一期报刊的排版，C答应了。但是B在但受到自己受到肯定后便高兴得把这个事忘了，后面快到发刊日期了，在C的不断催促下B才特别敷衍地排了个版，有多敷衍呢？字体不仅太小，而且大小不一样，好几篇文章之间的行间距也不一样，甚至还有一个投稿作者名字打错了，C用几乎是哄孩子的态度给他指出这些问题希望能重新改一下，先说排版怎么好，然后说但是这点有点瑕疵要是能改一下就好了，很柔和了吧？但是B的回复很直接：“我不改，你改。”C便有点上火，于是语气就有些强硬，结果B直接发了个哭的表情包和一堆委屈的话，总之就是开始哭闹，C便心软，又开始安慰他，最后还是重新排版了。据说B在事后还给别人说C骂他。在这儿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报刊排版这个事，是该报刊编辑部整体的事，如果报刊发布晚、质量出问题，是编辑部整体需要担责任的，而不单单是B或者C一个人的事。但在上述案例中，B却把报刊排版当成了展示自己个人能力的平台，但在获得这种他自以为的对自己的肯定之后，他却又拒绝担负起相对应的责任，“白嫖”了属于是。然而这和A不同，B的这份责任如果他不担，就需要集体来担；当名誉受损时，是集体的名誉受损，而他本人则不怎么受影响。更应当批判的是，B在别人给他指出错误后，装可怜利用了同志们的同情心，只为维护自己的面子，这是一种自私又可悲的行为，属于知错不认也不改，甚至还利用别人的好心反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更有甚者还会污蔑指出错误的人，这就已经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了。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道：“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然而当别人对这些人指出错误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王明是根本不认为自己错了——笔者注），但他们依然死要面子不承认，甚至硬是要按着自己的错误路线走下去，“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挥革命，则害了革命。”（《改造我们的学习》毛）

无下限的反串和cosplay行为。反串和cosplay本身是网左群体对于现在社会的一种相对消极的反抗形式，可以被算作是进步的；但当这种行为变得毫无限度，甚至已经影响到了群里其他同志和社群的正常运行，这种行为的性质就变了，我想这点不需要我再多加说明，这种行为几乎在“网左”诞生之初就被很多同志批判了。据我了解到的几乎所有网群，他们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吹水、反串、cosplay，有的人反串水平高超得甚至让很多同志误认为右壬，知己知彼了属于是。我见过cosplay最严重的一个网群，专门设立了一个群作为吹水用，“社长”带头cosplay，几乎每三四天就换一个群头像换一个群名，甚至还通过qq群的“群头衔”功能给群友们“封王封侯”，时不时还要在群里发自己穿上苏联军装或者啥的照片，真・cosplay了属于是。这样的网群，实在是难说它起到了除发泄情绪和消遣时间外的更多作用了，它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运动中落后的产物了。

许多人在现实中受了委屈，处处受到压抑，便跑来网络上来发泄、逃避，但也仅仅止步于此，甚至打扰到网群的正常运行和其他同志的生活，这虽然属于一种消极反抗，但对革命运动实质上没有任何推动作用。虽然这话听着不舒服，但我还是想说：网群不是心理医院，有病请找心理医生。

有的同志（或此类人本身）喜欢为此类人辩护，说他们是“左派”，所以我们依然应当把他们当成“同志”，他们的行为依然是是“左的”，是所谓“进步的”，但如果真的这样，那“左派”、“同志”的门槛是否也太低了点，入党还要搞政审呢。实际上，这不过是列宁同志所说的“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辩护的全部幼稚性”。

“幼稚病”描述的是政治路线斗争中明显的错误，尚且是成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判断，用逻辑言语表达出来的观点。而我们前面所阐述的行为，就像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子，一不如他的意就要大哭大闹甚至打人骂人，这根本就不是“幼稚病”，而是纯粹的幼稚。不管王明再教条主义、张国焘再机会主义、考茨基再“叛徒”，也没见他们指着毛和列宁的鼻子骂脏话吧？

要当老大的张国焘

其三张国焘式。每次我读党史的时候，看到张国焘这个名字我血压就往上窜，我就预料到这个人一定又要为了一己私利葬送好多红军战士的性命。张国焘本来是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领导人，但他在和红一军汇合后，看到红一军兵少钱少，再对比兵强马壮的红四军，张国焘便飘飘然起来，认为自己才应该当老大。然后才有了后面的分裂，并另立中央，最终带着左路军（红四军+原红一军五、九军团）去和川军死磕并导致百丈关大败。在被迫北上后，但他因为担心自己的政治命运，就在黄河南岸拖拖拉拉不想过河，结果直接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为了营救已经渡河的红九、三十一、五军，延安方面又制定了海打战役计划，结果又因为张国焘的不配合而破产；最终渡河的三个军不得不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试图生存，但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可以说，左路军和西路军的惨败，张国焘难辞其咎。而张国焘在此之后并不知悔改，继续走他的机会主义、山头主义道路，最终叛投国民党，客死海外。总而言之，我们说的“张国焘式”人物，就是没有特别坚定的信仰、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家，不管是在政治上投机还是在金钱上。

争权夺利，要当老大，是这类人最典型的表现。很不幸地，在我亲身经历的四个网络学社中，发生权力斗争的有四个，达到了百分之百。

第一个网群，我们将“社长”暂称为A，其中一个和他一起建立群组的成员暂称为B。这个网群在建立初期，想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筛查制度，防止有破坏分子进入网群，于是A就自告奋勇，编写了一套审核题，但是A的这套题的答案几乎都能在网上搜到，大概类似于“商品的二重性是什么”这样，这别说防晶哥了，连兔兔都防不住；所以B在看了这套题之后，就重新修改了一遍，基本上把每道A出的题都换了一遍。但在这之后，A遍处处掣肘B，甚至说B难听的话，因为A认为B在“夺自己的权”。很多同志看到这里可能已经皱起眉头来了，不得不说A的思路看似是非常离谱的，但其实仔细分析，这不过就是一种个人主义、机会主义思想。更明确地来说，A完全不认为他所做的革命事业（咱们暂且把网左算作革命事业）是在为全人类谋福祉，不认为这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事情。他不认为这是集体的事情，反而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所以他的所思所想都是优先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审核题起不到效果，群里混进反动派和走狗怎么办，A完全不在乎；但如果他的手下胆敢僭越，指出他的错误还要在上面动手动脚，那就是大逆不道之罪，他就要对其降下天罚。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最核心一点，就是平等，就是民主，即便是在以“纪律”、“组织”为准则的军队里，红军也设立了极其民主的制度：官兵平等、财产公开、士兵委员会。在A的思想中，所谓的社长（即便这只是他自封的）要比社员高一等，社员指出社长的错误，甚至抢了社长的“权力”，是绝不可容忍的。A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算作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而且甚至是没有物质基础支撑的那种。对A来说，网群不是革命事业的平台，而是自己的私产。

第二个群也差不多。社长D在社员发现学社吹水现象过于严重，提出要进行社务改革以及人事重组时，拒绝了社员对吹水群的改革，并宣称这个吹水群不属于学社，是在自己的朋友群。但如果只在其他群里抓吹水，那学社的人不还是要到“朋友群”去吹水吗？所以这场改革无疾而终。在这里的个人主义体现得更淋漓尽致，已经弃集体于不顾，完全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思考的了。

在第三个群中，C和其他几个社员一起建设了一个网络报刊。在一开始，网络报刊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组织状态，基本上是一个人包揽全部工作。所以在后面，这个学社试着去分工，把一些之前被包揽的大工作打碎为多个小步骤，然后尽量让所有成员都可以分到工作、参与到学社建设里来。但是这就让C暴跳如雷了，他觉得这是“削他的权”，反对声音很大。C被分配到的职务是报刊封面设计，他之前也参与过排版和人事安排，但很不幸，他证明了自己没有担任这些职务的能力，但C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就是在打压他，所以他时常抱怨说“没有归属感”，后来甚至拒绝参加任何社务。颇为讽刺的是，C还经常攻击学社说“没有民主”。

在第四个群中，这个群的成员因吸取之前的教训，所以在一开始就取消了“社长”这个东西，但作为创始人之一的E却不是很同意，他时时刻刻都想要当“社长”。在一开始，E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的，他也一直自认为自己就是社长，但后面由于他确实能力无法胜任，所以逐渐被移出了核心决策小组，所以他心怀不满，甚至经常攻击决策小组，说这是“独裁”，但实际上如果让E加入这个小组他绝对不会说什么；E还时常阴阳怪气小组中做决策最多的同志（即他眼中的所谓社长）。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一个网络学社，他搞权力斗争是图啥，图多控制一个群吗？

除了争权，张国焘式行为还有从别的群强行拉人。这就是彻底的山头主义了，在“左圈”内拉帮结派，不用敌人来打自己就开始分裂内斗。我之前所在的学社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我被一个人，我们称之为F，拉到了他们群，然后我就想在他们群宣传一下我们的报刊，F当时很不满，觉得我从他们群挖人。后来F跑来了我们的群，由于他的观点以及态度恶劣，和我们群群员起了一些冲突，他和他的信徒们就开始从我们群通过私信或直接邀请的方式偷偷拉人，在被发现后干脆光明正大直接在群里挖人，厚颜无耻了属于是。在F看来，无产者、左派不是一个整体，我们要做的不是团结大多数，而是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为自己攒（虚拟的）政治资本。F通过某种方式凭空创造了一种身份认同：“F的学社的人”和“我们的学社的人”，而不再是无产者、受压迫人民这种身份认同，我想特色肯定很喜欢这样的人，直接帮他们分化了人民，还不用发工资。顺便提一句，民族主义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被制造出来的。

金钱投机，利用同志们的信仰和同情心来骗取钱财。这个就已经不能算作“左派”了，甚至可以归到敌人的范畴。我想同志们多少都有耳闻前段时间“张子桀骗钱”一事，此人通过奥斯卡级别的表演与包装、利用同志们的同情心，来为自己谋财。这种行为在道德上的失败已经不值得再批判，但是他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同志们之间那种坚定的信任，而且还打击了很多新同志对马列毛主义的信心，可以说，这一类人是资产阶级的好帮手。我还遇见过一些人，宣传说自己可以帮同志们打印一些市面上没有的资料和同志们自己做的宣传物，虽然说是要花点钱，但很多我当时也都相信他们是真的站在革命的人民这边的，但当我仔细询问之后，发现他们居然也在帮右派打印资料，这使我无语地无地自容，这些人就是纯粹的投机商人，他们为了赚钱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话，如果利润足够的话，他们也完全可以向晶哥出卖那些曾经的“同志”。

既然说到张子桀，那就不能不提最恶劣的性投机。张子桀此类人，通过把自己包装成“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把自己塑造成革命家、女性之友的形象，让很多刚刚建立信仰的、处在迷茫中的年轻女同志对他们很有好感，而他们则卑劣地利用女同志，骗取她们的感情甚至身体，以满足自己野兽的欲望。而这样做的危害是明显，那就是极大程度地激化性别矛盾，帮敌人瓦解了男女同志间的信任，这让男女同志之间以后还怎么互相充分信任呢？以后还怎么自由地在一起战斗呢？此类禽兽人物无疑成了父权制的卫道士，无疑在给资本主义续命，他们对我们运动的割裂，甚至要比晶哥的铁拳还要厉害。

名誉投机，把自己包装成“左派明星”，但实际上并没有坚定信仰。张子桀是这样的人，之前还有一个“月华”，每天在空间里发表马列毛言论，结果润到荷兰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新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多这样表演型人格的人，特别喜欢包装自己，混入左派的队伍，享受通过欺骗新同志带来的被崇拜感。我认为，这些人危害虽大，但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是可以识别出这些人的，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出现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信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左圈”无时无刻不在吸纳新成员，一些对体制迷茫者、怀疑者也经常会来这里寻找答案，而这些表演者，实际上就变成这些新成员崇拜的“神像”，甚至形成一种“饭圈”，就比如说月华在被挖出家里是金融资本家时，有很大一批他的粉丝用恩格斯给他辩护。当这些新成员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之前，便会对这些“神像”马首是瞻，而当他们发现，原来这些人不过是一些职业演员，给他们传播一些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还如何去信任其他的同志、如何去信任马列毛主义、如何去信任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呢？这对我们的队伍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一言不合就开盒。前段时间，有数个网群被举报封群，原因是有一个叫“稻花”的组织，利用计算机科技收集其他网群的数据，然后举报，宣称这是为了“消灭落后的网左”。在这个组织中，甚至还有严重的个人崇拜和cosplay现象，把“稻花”誉为什么伟大导师，还给他编了首赞歌，实在是魔幻现实主义。除去这种以开盒为存在手段的特殊案例，左圈中还确确实实地存在用开盒来攻击对方的现象。两个人，因为一些网群组织上或者理论上的冲突，就直接挥舞“盒大棒”，翻对方老底以通过这种方式报复、胁迫对方，这种手段我上次见还是在诈骗犯那里。除了开盒，我还见过有人在和别的群或者个人起了冲突之后，直接把他们举报了，这下晶哥好帮手了属于是。这类人，虽然行为很幼稚，但是要比“幼稚式”人物危害更大，在某些时候甚至就是直接在帮晶哥的忙，不仅帮忙分裂左派队伍，还帮忙精确提取打击信息。

综上所述，张国焘式人物，是一类信仰不坚定的、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这类人，我认为没什么团结的必要，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留着这些人，对我们的事业弊大于利。

当“团结-批评-团结”成为教条

综上，我们应当对王明式团结又斗争，对幼稚式教育又斗争，对张国焘式则坚决斗争。然而，很多同志依然要教条地统一拿对待同志的方式对待这些鱼目混珠的人。每当群里出现上述这样的人物，总有一两个浑身冒着圣母光芒的人站出来，左手抱着“民主”，右手举着“团结-批评-团结”，疾呼一声：“都是同志！”。

团结-批评-团结，这源于延安整风时期，毛提出的整风原则之一：

“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选第五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既然提到了延安整风，我认为我有必要向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同志介绍一下。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整的是什么，怎么整的，整风的条件，整风的结果。

延安整风针对之一的就是长征之前，在王明“左倾”路线下的苏维埃后期的那次大崩溃，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它带来的惨重后果。然而有趣的是，一向以“左”著称的王明，在到达延安后反而又搞起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民党）”的“右倾”路线。如果我们细究红军的历史，就会发现“左”和“右”的错误总是交替出现，尽管错误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每一次的“左转右”、“右转左”都说明了“左”、“右”两极相通，虽然二者互为极端，但归根结底都源于同一种思想：不了解中国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这个主观主义，就是不顾现实的客观情况，单凭着自己的“想当然”或者抱着一堆教条来办事，最后结果自然往往是失败的。

而此时，1942年的春天，中共也已不同于初到陕北时的一个濒临灭亡的小党，业已成长为一个可以影响抗战整体局势的力量，而此时百分之九十的新增党员和干部都是在抗战后加入的，他们没有经过早期革命的淬炼，这也迫使中共需要一次整风来提高新干部们。

《实践论》中提到，人们脑中的理论源于具体的实践斗争，因为具体的实践环境不同，所以同样的理论在不同的环境下就可能会失灵，这就是教条主义；而如果事事都要从实践中总结，那成本就会高得离谱，所以又需要学习先进的理论体系，指导我们的实践，所以整风前两个步骤分别是：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而整风的第三步，我想同志们多多少少都有听过，那就是历史清算。毛这样说过：“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同样的错误。”毛在《实践论》中这样总结道：“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历史清算和前两步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会涉及到具体的人，所以毛提出了历史清算的原则：整风不是要整人，整风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过程就是“团结——批判——团结”。

但是，许多同志并不能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毛认为当时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很多同志却只认为那是策略错误，在此情况下，毛进行了称之为“党书”的编辑工作，主持编写了三部历史文献，即《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一经出版，在大量的史实面前，原本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确实存在着从思想、理论、方法、策略层面的路线错误。

整风的最终结果就是九月会议，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人在会议上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做了真诚的自我批判。不过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却一直在回避自己的错误，把责任都推到博古头上，但实际上这次会议的目的并不在于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打倒错误的主义，但如果王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就很难说这种主义被打倒了，而如果让王明继续领导组织，必然会继续造成更多的失败。毛和其他同志数次找过王明谈话，但后来王明干脆称病拒绝参加自我批评的会议。但整风运动整体上还是成功的。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场整风中的几个关键条件：组织中的人都认同这个错误，组织中的人都了解错误的具体内容，并且对错误有统一的、正确的认识，没有这几个条件，整风就是空中楼阁。然后就是自我批评要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尤其是对那些担任要职的人，如果这些人依然执迷不悟，还让他们担任要职那就是害了组织。

如何让组织中的人都认同一件事是错误？那就需要统一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比如说A认为群众是乌合之众，B认为群众是有智慧的，那么，当B犯了错误时，他就认为有必要和群众交代清楚，而A则就认为，我自己悄悄改了不就行了，公开承认多损害我的威信啊。在世界观不同的情况下，对一件事的看法甚至会截然相反，所以统一思想就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要搞马列主义学习运动，这才能让大家真正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

如何让组织中的人都了解错误，并对错误有正确的认识？那就要摆事实。即便大家都言必称马克思，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毛说博古是“本本主义”，博古说毛是“山沟沟里的经验主义”，谁都说服不了谁，怎么办？那就是要把这个理论放到实践中去，走博古路线，“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连吃败仗；走毛的路线，四渡赤水脱离险境，谁的路线正确这不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吗？但仅仅这样不够，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啊博古的路线没问题，是下面当兵的执行有问题，所以啊问题不大，不用整，这就是大家对错误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毛在当时又亲自主持编写了三本“党书”，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这些人才承认了是路线错误。

那什么样的整风是失败的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甲是一个类似于上述张国焘争权夺利式和幼稚式加起来的人物，之前经过其他同志批评，做了一次自我批判，但几乎文不达意，只是敷衍了事没有认真改过；没过多久，甲又由于各种各样的错误，不仅引起了网群成员的众怒，还极大阻碍了网群的运行。A想要对他进行批评，但甲的态度极其恶劣，不仅不听还攻击A，于是A找到同为网群领导组的B、C和D，提出要公开批评甲并撤下他的职务。但B认为，这主要是甲和A之间的的个人矛盾，关于甲阻碍学社运行，B则认为大家都是同志，单独口头教育就好，没必要撤职，也没必要公开批评，应当秉承“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C也觉得，大家都是同志，我们态度要柔和，尽量避免冲突，保持团结，也没必要撤职，毕竟甲是掌管xx部的，我们还需要他。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首先A、B、C三人对于甲的错误理解不同，B则根本不认为这算错误，主要是个人矛盾，口头教育一下就好；C则没啥判断，只希望保持现状。这是因为三人对此次冲突的了解程度不同，三人的观念也不同。A一直也同样在甲的xx部工作，而且A也负责很多人事变动，甲对此类工作阻挠甚多，A和甲也很熟悉；而B则是较晚才参与人事变动，而且也不是很积极，和甲也没聊过几句；C则参与度更低，一直在一个独立性很高的单另部门工作，C和甲只是泛泛之交。总得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被甲怎么影响过，将这判断为和A的个人矛盾也是正常；对C来说，甲怎么闹腾也不会影响到他，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得破坏了他和甲的交情。而且，在B看来，这个队伍的力量来源于人多名声好，他是怕打烂了坛坛罐罐，打击了甲让他退群，又怕甲跑到其他群毁坏这个群的名声；而A则认为网群的核心队伍绝不可容忍上述三式人物，更不可让他们担任要职，队伍的力量来源于高度的组织、先进的觉悟和正确的路线，如果人多就是力量大，那抗日战争就应该是国民党领导打赢的，至于“左圈”的名声，简直就是个笑话。不过由此，也暴露了网群一个无法解决的缺陷。

不过最终在A的坚持下以及甲确实惹了众怒，小组最终还是决定把甲撤职，但甲并不服，反而还撒泼打滚，用语言暴力攻击A和其他同志，小组最终不得不又决定把甲开除出社。而甲在之后果然跑到其他好多群大哭大闹装可怜，其中就有几个群听了甲的一面之词就跑来质问A所在的网群，这几个群中还有一个是在“左圈”颇为知名的“xx号角”。“xx号角”的一名成员给B发了一封很长的私信（为什么没给A发？因为A根本就不在其他群刷存在感），大致就是说要团结同志，不要搞分裂，要坚持什么“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B对此人还是礼貌以待，但A知道后当场就火了，这个人什么都不了解，就听了甲的一面之词，就跑来当和事佬扮圣母，不知道这个人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组织名字里有“xx”二字。在这里，所谓的“团结-批评-团结”就彻底成为了教条，成为了某些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向其他人挥舞的大棒，属实是把自己当成共产国际了，到处往别的群派“钦差大臣”，要求别人把此教条捧在神坛上，完全不顾现实情况如何。如果按着这样教条的方式去机械地“团结-批评-团结”任何一类犯错的人，那最终就只会什么也团结不了，什么也批评不成，整风搞成了面子工程。这种无条件的“团结”，很难说到底是在团结，还是在妥协、逃避。

而至于D，他则表示，不能脱离群众，要搞大民主不要搞小团体，要求在一百多人的大聊天群投票决定此事。但是D要求的“民主”，真的可行吗？

建群即建党

在今年上半年，“左圈”内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闹得满城风雨。有一个网群的群主写了一篇长达十几页的“建党宣言”，宣布这个群正式成为了“中国xxxx党”。这篇宣言很快传遍了“左圈”，看了它的同志们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的，那就是认为这简直是cosplay，太荒谬了。但是这种cosplay、“建群即建党”的现象却在“左圈”中十分常见。这不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网群，真的可以承担一个真正的政党组织的任务吗？网上闹革命，到底可不可行？

网群独裁不可避免

对中共早期党史略晓一二的同志们都知道，中共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不来源于暴力和集权，恰恰相反，来源于民主和平等。我认为这两点也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的生命线，没有这两点，就不能被称之为马列主义组织。但在现在的网群内部，不仅没有民主，甚至还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独裁。

我们常常说，社会组织中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但是我想很多同志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人是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组织的形式是可以通过人力来改变的，而在网群中情况是大有不同的。以目前形势最广最多的QQ群为例，QQ群的形式是被腾讯的设计钉死的，没有任何更改的可能。QQ群中群主就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喜好，任意处理群中的任何一名成员，包括这个群本身，而群成员没有任何实质的手段能够反制群主和群管理员。QQ群的组织构架在诞生之时就是独裁的，想在这种构架下去建设民主，就好比在沙漠里种水稻，如果不改造沙漠环境，任你的水稻种植手法再高超、水稻苗的品种再优良，也不可能成功。

除去客观的架构，我们也无法忽视一个主观的事实，那就是一个网群组织真正的成员，也就是所谓的核心成员，其实也就是三到五个人，最多六七个人，就是这几个人真正地在干事；而且这个组织真正的运行，往往是依靠一个人，就那么一个，这一个人的能力几乎就决定了这个网群组织的上限，如果这个人有任何问题，比如退群了，那么这个网群组织也就会立刻名存实亡。那是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呢？

为什么一个网群里真的在干事的只有几个人？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群就属于这么几个人。换句话说，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剩下的成员对这个群没有归属感，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这个群的人。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精神上的联系建立在物质的联系之上。如果你认同自己属于某个集体，那么你一定在物质利益上和这个集体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注：这里的集体强调一定的组织性，和饭圈那样单纯的标签化身份认同不一样）。例如，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往往是因为这个民族集体要面临共同的压迫或外敌；我认为我和我家是一个集体，是因为我家发了财我也能跟着分一笔，而我家如果某个成员亏了钱我也得用自己的钱帮忙；我作为xx党的党员，认为自己属于xx党，除了政治立场一致外还因为这整个党利益一致，兴则全兴，亡则全亡。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自己属于某个“集体”呢？第一种，我们发现这个“集体”是假的，就比如我们发现在民族国家中，那些口口声声为了民族的高官居然个个都有外国绿卡；比如我所属的这个党它说一套做一套，喊“清正廉洁”最大声的反而捞钱最多。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这个集体是被强加给我的，事实上我和这个团体没什么联系，举个例子，小组作业，老师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小组所有成员最后得分都一样小组成员就可以共同努力，但实际上小组任务往往落到一个人头上，这个人为了自己的分还是得出苦出力；历史上还有个比较经典的例子，蒋介石手下军阀看似一体，都说自己是中国人都拜三民主义，实际上貌合神离，毕竟军阀成一体和蒋介石不仅没啥共同利益甚至还是竞争关系；再比如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老师经常给我们灌输“xx中学的荣誉”这种东西，以激励我们好好学习用好成绩回报“母校”，但事实上学校对于学生是剥削利用关系，我学得好是我父母花钱我自己努力，学校只是一个平台，给学校多捞了几个名号学校又不会给我发股份。

说了这么多，同志们可能已经明白我想说什么了：是的，网群没有组织度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集体”是虚假的。网络本身就是一个虚拟世界，我在这个虚拟世界再怎么厉害也和现实世界的我没关系。据我观察，事实上一个网群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把这玩意儿当作副业来搞，大家现实中还有正事，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毕竟哪怕我在网络社群里当了社长我现实中依然是个社畜。大部分同志参与网群不过就是为了找到一群和自己有同样苦闷心情的人，以寻得情感上的安慰；或者单纯把网群当成汲取知识的平台。大家也就是上班或上学的空闲时间来网络上用一种类似cosplay过家家的心态来“追逐理想”。再者，网群极度依赖电子设备，甚至超过依赖现实的人。我今天在群里呼风唤雨，明天我把手机一关我就和死了没区别。所以网群建设的高峰期是寒暑假，因为大家现实中上学工作根本就没啥时间抱着手机聊。

那么一个网群的核心成员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长时间接触到手机，至少每天能有一两次上线机会；如果不行，那即使此人是“建群元老”也无法成为核心。其次，这些人是群的管理层，一般而言，就是“建群元老”，但也不乏一些还算开明的群会把一些后来的成员提到管理层（这些后来的成员当然也是能长时间接触到手机的）。总之，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尝到了权力的味道（即便这权力是虚假的），而且也体验到了对抗异化、回归劳动本身的快乐（这点会在之后的篇详说）。但是，群里的普通成员往往两者都感受不到。

如果你参与过网络群社的创建，你很可能就会注意到，一个社群中，绝大多数成员都只是参与者，而只有少数成员是管理者。我想熟悉《鞍钢宪法》的同志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了。除去管理层，剩下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少数可能会被管理层分配一两个职务，但也就是按部就班地照做，因为这部分成员对整个组织基本不了解，也参与不到核心管理；剩下的则就是纯粹在群里聊天吹水。这时大多数成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打工人”了，网群又不会给他们发钱，纯粹用爱发电了属于是，当然就没有归属感了，当然就没有组织度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社群的高度集权乃至个人独裁就不可避免了。而我们又知道，一个马列主义团体离不开民主，没有民主的、用爱发电的团体，组织度甚至比不上发钱干活的团体。不管是从客观条件还是从主观条件出发，我们都无法遏制这种趋势。

民主的前提

我在《进群即同志》篇的最后一段遗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个人在解决一个问题时说，不能脱离群众，要搞大民主不要搞小团体，要求在一百多人的大聊天群投票决定此事。这种“民主”，在网群中到底可行吗？

民主这个东西，听着十分得高大上，也是不可违反的政治正确。在一些二极管人士的思维中，要搞民主就要那种“全民参与决定、人人一票否决权”的，不然就是“集权、独裁”。但是，不管这些人再怎么喜欢民主，我们也必须看到，“民主”如果在不符合现实客观环境时强行实行，那就会变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首先我想给出我认为的民主的定义。其实民主没有特定的形式，不是说非要“言必称希腊”，一人一票才是民主。民主其实就是让一个组织中，最底层、最广大的那个群体可以影响、参与甚至决定最高层的政策，而不是反过来。希腊民主看似没毛病，但实际上可操作空间大得很。在古雅典，只有成年男性本地的奴隶主才有投票权，所以那哪是民主啊，那就是父权制奴隶主阶级专政。在美国，看似每人一票选总统很民主，但实际上，那不过就是让老百姓在一个资本家和另一个资本家中选，不管是谁都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本质上也不是民主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而这种有产阶级专政，则是建立在国家中的暴力机关之上的，“民主”面纱下是资产阶级的刺刀。

在美式选票民主中，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百姓根本没有渠道得知候选人真实的一面，候选人和其政党往往用巨量的资本买通媒体，让他们为自己搭建人设宣传形象，并许下诱人的空头支票，但至于上台之后这些空头支票会不会被兑现、此候选人是不是真的像宣传的那么牛逼，那就不好说了。由此可见，在这种“民主”中，老百姓完全处在一个信息茧房中，他们看似有了选票有了左右政府的能力，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被操控、被利用的工具，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愿意参与投票，毕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在网群中实际上也有上面这段提到的问题。普通的群成员实际上对网群事物的参与感要比很多同志想象的低得多。事实上一个网群的绝绝大部分事物都是由核心的四五个人讨论决定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网群会设立一个类似于“公民大会”的群，将网群大小事务都在这个群里讨论、决定，这样群普通成员也可以去看，并发表意见。这样看似没毛病，但实际上和开私人小会没啥区别，原因很简单，那么长那么多的讨论内容，谁那么闲一条一条翻啊？而且群普通成员本身对于网群内部情况就不会很了解，即便是看了那些讨论内容，也很难作出什么判断、给出什么建议。

说到底，对于占大多数的群普通成员来说，他们在网群中更像是“消费者”的角色，网群只是一个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满足自己“革命幻想”或者查找资料的平台，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个组织的成员。对于普通成员，在现实中的生活要远比在网上“革命”重要（这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我并没有在这里谴责他们），网群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是一个为现实失意生活补充的消遣物，空闲的时候吹吹水，到点了还得去上班上学。

总而言之，当一个网群试图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一项事情时，网群中的“民”既无法了解到事情的全貌、作出客观逻辑的判断，也不会认为自己是这个网群中的一份子、来去参与这个事情。毕竟，不管这个网群怎么搞，哪怕这个群炸了，也不会对他们现实生活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民主”就已经沦为形式主义了。据我观察，大部分网群中，如果某个成员要求以“民主”的全群投票的形式决定一件事，那么这个成员要么是为了面子，走个“民主”的形式让自己安心，这实际上是一种推脱责任，本来应当自己判断、承担的事被推到了全群成员头上，到时候出问题了那就是群成员的责任了（不要期望群成员可以在根本不了解事情全貌且没兴趣参与的前提下作出正确的判断）；要么，这个人只是希望用“民主”来给自己背书：“你们看，我这个事情可是通过‘民主’的形式作的决定，你们要是反对这个决定，那就是反对‘民主’！”实际上就是美国政治正确那套玩法，根本就不是民主了。

但是我并不是说这种形式主义民主完全没有效力，它在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被引导着作出正确的决断，但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效率极其低下，时间浪费极其严重，而且往往就搞错了重点：重点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这种根本无法组织民主的情况下搞形式主义。

给大家举个真实事例。在xx网群某一天混进来了一个“王明式”人物A，此人一上来就是满口哲学黑话，但实际上A本人并不理解自己说的那坨东西。但是，A的脸皮厚极了，当有人指出他理论上的错误时，他会说一大堆英式废话来绕弯子，总之就是死不承认错误，还攻击对方才是错误的；当他遇到有不会说哲学黑话的同志，他就好像是黄鼠狼遇上了鸡一样，逮着人家撒开了花地倾倒哲学黑话来批判对方，甚至还从这个网群往自己的群里拉人，总之把这个群搅得鸡犬不宁，甚至无法开展正常工作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想大家的第一判断就是给他禁言或者直接踢了吧，总不会去搞说服教育吧？但是此群的核心成员B还真就要搞说服教育，B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他要通过辩论让此人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然后再将这些聊天记录发到三百人的大群里，通过“民主”的方式投票决定是否将此人踢出。最后这件事搞了大概七八个小时，把好几个群成员气得半死，然后才把这个人踢出的。

那么，A最后有被说服教育了吗？没有！指望说几句道理，就改变别人头脑中的思想，往往是不现实的。像A一样，左圈中极多的人的知识体系都来源于对书本的生搬硬套。毛曾经写过文章批判这种现象：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反对本本主义》

毛在此总结说，对于那些喜欢照本宣科还高高在上的人，不要去试着说服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他的发言权；如果你没有权力不让他发言，那最好就是不要争论，无视他；如果你非要和他争论，非要对牛弹琴，那就不是牛的问题了，是你的问题。就像在A这次事件中，你说他这种宣传方式群众听不懂，他说你是“纯粹形而上学的后现代小将”，你怎么和他辩论？至于说服他，他愿意听你讲吗，他直接来个“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纵使你再有耐心，也不可能说服他。

那么，这次“民主”让民主制度深入该网群了吗？没有！事实上，这次“民主”只有B一个人是完全支持的，剩下的大部分人只是觉得，反正是民主嘛，也没什么大碍，而且，我既不参与辩论，也不参与批判，我就是一看热闹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的，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这次“民主”中，群普通成员既不是“民”也不是“主”，这次辩论跟他们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把手机一关这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在此之后，网群决策事物依然按着之前的习惯来，根本没啥改变。

那么，这种“民主”最后的作用是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B的自我心理安慰，是他作出来给普通群成员和“左圈”看的。B可能是出于一种教条主义的心态，也可能是太好面子，害怕把A直接踢了，会被指责为“专政、独裁”，坏了网群在“左圈”里的名声。害怕指责怎么能行呢？哪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没被指责过？哪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会在乎自己的名声，更何况是在“左圈”这种还不如微博饭圈的名声？“民主”的形式到底能不能起到民主的作用，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然就会犯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错误。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B这个“民主”绕了这么一大圈，其实最终效果和把A直接踢了没啥区别。这使得这次“民主”完全沦为了一场表演，还是自导自演；而且还浪费了网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耽误了正常工作的进行。

让我们回到标题，民主的前提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一个组织中要实行民主，那这个组织里的人必须要自我认同为组织的成员，否则民主会立刻沦为形式主义和自娱自乐。在大部分网左组织中，我们刚已经说过，大部分成员并不会认为自己属于某某组织，他们更认同自己为“消费者”，只是来这个网群平台来发泄自己的情绪的，我认为目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网络是无法像现实那样有效率地支撑起人类复杂的情感连结的。如果这些成员都不认为自己属于该组织，那么当有一件事情需要决策时，他们也必然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参与，或者干脆就不参与。

然后，组织必须和成员有现实的、物质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个“组织”要是一个真正的组织。现在的网群，是完全存在于虚拟世界的，对于群成员来说，可能还没游戏对他们的联系多。这个网群并不像现实组织那样，和其成员直接产生现实中的联系，而且加入和退出的成本极低，毕竟你的“同志们”连你的真名都不会知道。在此情况下，想让网群成员自我认同为该组织的一份子，那是违反唯物主义的。毛说“让群众说话，天塌不下来”，许多人就反驳说，群众要是乱说话怎么办，但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讲，群众之所以要发声要批判某件事，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们的现实利益，这是群众不会“乱说话”的前提。但是如果这件事跟群众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他们乱说话几乎就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了，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判断实情（不过没有谁真那么爱管闲事，一般就会选择不说话了）。

其次，成员必须有意愿和渠道了解组织事物的全貌。根据我个人的网群经历，在几乎所有网群中，群普通成员要么是没有渠道了解组织中的事情，要么是根本没有意愿和精力去了解。许多网群会选择将所有人拉入一个群中，大小事务都在群里讨论，想着“啥事情都在群里说过了，他们也可以看嘛。”我想问一下同志们，你们是否有时间和精力一整天都盯着QQ群聊看？更何况这些聊天还往往夹杂了大量的吹水等闲聊。大家现实中都需要上学上班，即便是不需要，也不会有多少人真的有兴趣一直盯着别人的群聊吧？那有的同志就想办法，让一个人专门负责整理记录学社做的决策并由他私发或者公告给群成员，且不说这是一件极其繁重的工作，即便是群成员真的会看到那些私信和公告，这些跟他们都有什么关系呢？大部分成员还是会抱着看新闻的心态看这些东西。根据我个人实践经历，私发决策通知这种方法只会让群成员感到厌烦，跟动不动就弹出来的广告一样，反而还起了反作用。如果说，群成员在决策一件事情前，连这个事情都没法了解详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呢？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拥有参与的意愿呢？

最后，在以上条件真的达成了之后，那就必须保证成员有渠道发表自己意见，有真正可行的实际权力去监督组织的管理层（而不是依靠管理层的个人道德，或者管理层互相监督代行这种权力）。根据我和许多同志的经历，几乎所有网群根本没有实际渠道可以让群普通成员发表意见和建议。首先这是因为上述原因，网群大小事务几乎都是几个“建群元老”开小会决定的，而这些决定也不会影响到群普通成员的现实生活，所以根本不需要群普通成员来提出什么意见。然后，即便是真的有决策对群普通成员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也不会有意愿来“上诉”，更遑论监督管理层，这是因为网群根本没有也无法建立基层组织，群普通成员之间属于是原子化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我会在第三篇详述，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总之，即便是群管理层规定了群普通成员可以监督管理层，这种“权力”也往往是被其他群管理层成员包办代替。有网群经历的同志不难发现，在大部分网群中，群管理层的内斗往往比普通成员和管理层之间的斗争多得多，这样搞下来，就又成了少数人的“精英政治”了。

民主的真正实行是共产主义组织真正力量的来源，没有这一来源，那这个“共产主义”组织就只能靠爱发电，最终沦为和他们的敌人一样的产物。但在我看来，网左组织不管是从主观还是客观层面，根本没有办法去实行民主，这就几乎注定了，网左组织一定会在官僚资产阶级的铁拳下覆灭，而现实的、真正的左派组织则会站在网左组织的尸体上新生。

网络左群的基层

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以及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重上井冈山。行至黄洋界，毛主席谈起了井冈山精神，他问与他一行的同志，什么是井冈山精神？有人回答他说：井冈山精神就是艰苦奋斗。毛主席笑了笑，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你们再想想。随后汪东兴又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听到这些话以后，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又请教说：“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主席回答他说：“两者不一样。土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了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嘛。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士兵委员会，最早来源于1927年的三湾改编。简单说，士兵委员会就是由最基层的士兵进行选举，比如一个连有100个人，那么就由这100个人选举出5-8个人组成连级的士兵委员会，被选举出来的这几个人，代表了这个连的士兵的利益，任何一个兵有什么问题、困难、都可以直接向代表们反映，代表们再往上继续反映。营、团级士兵委员会，也是以此类推，用同样的方式进行选举，组成相应级别的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底层士兵组织，并有力地确立了红军的官兵平等；正是因为官兵平等，红军才能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可以说没有士兵委员会，红军就不可称之为红军。由此可见，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共产主义组织，离不开基层组织。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显赫的区别，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在基层是没有也无法建立起组织的。资本主义政府可以把行政力量纵向伸进基层，但其基层人民之间绝对无法形成横向的组织，事实上政府也不会允许其形成，因为被组织起来的人民会对压迫者的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而在社会主义中，人民当家做主了，而这一点如何体现？就是要让人民可以时刻对政府构成威胁，形成一种力量均势。这是阶级力量对比上的平衡，这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来暴力而无礼的方法反而对达成民主和平等最有效。所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有没有被实行，就要看底层人民（基层成员）有没有被组织起来。

我们再说回士兵委员会。按照一些军国主义者的思路，士兵可以这样过份地“下克上”，肯定会严重打击军队战斗力。然而事实是，拥有士兵委员会的红军把长官权力无限大的国民党军赶到了台湾岛上，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看似人多，但实际上只有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和高级军官参与了战斗，而红军看似人少，但实际上全体官兵和根据地百姓都参与了战斗，所以实际上红军才是“优势在我”。你想啊，你是一个国民党士兵，是被国军抓壮丁抓来的，你在前线打着仗，地主乡绅霸占了你家的田，打了你的父母，抢了你的妻女，你的长官动不动就打骂你，还把你当奴才使唤，你凭什么上战场为他们送死？所以为啥国军和地方军阀战斗力这么差，因为底层都想着放两枪对得起那点军饷就得了。而且，国军士兵哪怕想造反，你想造反可是你的战友们不想，你也没法子。

而在红军这里，别说长官打骂士兵，就连当时有个军官好赌两把钱，都被士兵举报了，这要在国军里算啥事情，可是在红军这里，他被罚站了三天，而且是故意选在了第一次湘赣边界代表大会召开，大伙儿都能在会场看见的位置。所以在红军中，大伙都知道，这儿当官的把我们当人看，我们说话有人听；维系这支军队的不是暴力和权威，而是民主、平等——尊严。红军士兵是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当作人来对待，第一次平等的尊严，自然就会去拼死捍卫它。

除了监督长官，士兵委员会还有一个更强的权力：就是可以直接参与部队的管理，比如，部队的经济账目必须对士兵委员会公开，士兵可以直接管理伙食费用等等，每个士兵都可以通过士兵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一支部队行军打仗、一个组织整活儿，都离不开钱，也就是离不开现实物质力量的支撑。士兵委员会如果只有举报长官态度不好、生活不检，权力是不够的，因为长官完全可以偷摸着来，比如说他要赌钱，他明着不赌，士兵怎么知道呢？但如果经济账目一公开，士兵一看，这儿怎么少了一笔钱啊？立刻就会去追查。而如果让士兵直接参与费用管理，长官根本就没有贪污的空间，因为钱都不经过长官的手。所以这也是这个制度为啥在国民党那里实行不下去的原因，毕竟国军军官哪个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贪一笔军费算个啥。那么为什么红军士兵会对财务去哪里了如此关心？那是因为这些钱是他们生命的保证，他们吃饭、穿衣、打仗都得靠这些钱，这些钱和他们是实打实的物质的现实联系。

好了，说了这么半天，我们似乎还没有提到标题，那就是在网群中，基层是什么情况？

如果同志们注意观察，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网群中，根本就没有基层组织，网群的“基层”完全是无政府状态的。在网群中，群普通成员，也就是所谓“基层”，是原子化的一盘散沙。我们不难发现，网群普通成员（以下简称群普）和网群管理层成员（以下简称群管）是点对点的直接联系，即一个群普往往和群管单独联系，而群普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要么就是加入一个聊天群后就没了，根本不会和群管联系，群管也就是在群里一起聊天，后一类我们暂且不能把它们成为组织，在此先不讨论。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大部分同志加入一个网群大致要走以下流程：A在B的介绍下，或者A在其他地方看到了B的宣传，想加入网群甲，在顺利加入后，A被送到一个大聊天群，然后A可能会直接就开始聊天，或者B会给A介绍这个网群，又或者B等群管会整一些活儿邀请A参与，或者群管们会给A分配一个职务；但总之，A除了在群里聊天外，并不会和其他群普和其他群管主动地建立联系，实际上也没必要。

那为什么群普之间不会建立联系呢？

首先因为群普彼此之间根本不熟悉。如果你是一个加入军队的新兵，或者你是刚转到一个班级的新生，你虽然会在一开始和其他人不是很熟，但毕竟天天见面，再内向的人也多多少少会对对方有个大体印象；但是在网群中，大概会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每天处于潜水状态，剩下可能会有百分之三十偶尔说一两句，而只有大概百分之十的人会每天在线，而这百分之十大部分都是群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甚至都不知道大部分群普的存在，你怎么和他们建立联系呢？即便是有群普经常在线，我们也没法单独通过群聊就了解对方，网群中建立可信任的坚固的联系，往往只能通过长期的一对一私聊，而大家现实中都很忙，现实中还有社交，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跟别人私聊？即便是真的泡在网上，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和那么多人都私聊吧？这就决定了群普之间熟悉彼此是很困难的事。

群普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必要去熟悉。群普之间的联系其实非常非常淡薄，他们除了在网上会聊两句，在现实中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手机一关这个人就不存在，大部分只是学术交流或者发泄情绪吹水。而且群普之间根本就没有熟悉的必要；在一个现实组织中，如班级或军队中，你跟其他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时不时还得和其他人合作，就算不想交朋友也得大体了解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在志同道合的政治组织中，了解别人那就更为必要了。但在网群中，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别人在网群中再混得风生水起，跟你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是那句话，手机一关这人就不存在。哪怕是建立小团体，那也得等到你放了学下了班、现实中的事忙完了之后才会去搞点网上社交，但网上社交的关系脆弱无比，你即便把对方删了对方也不能拿你怎么样。而且群普之间最大的活动就是在群里聊天，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他们没有一块儿干事，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群普之间的凝聚力。

即便群普之间形成小团体，但也没有现实问题去磨练检测他们，这就让他们很难看出团体中哪些人是有能力的。我们刚才提到，士兵委员会是需要选举代表的，代表往往在现实中，经过一些问题的考验后，被大家信服而产生的；而在网络上，网络小团体是没法参与现实问题的，比如说你的小团体中有个人生病了，难不成你能飞到他的城市给他买药吗？网络小团体只能对付网络上出现的问题，比如你写了一篇文章发群里让大家看看。而这种类问题是很难检测人们的现实能力的。这也就是说，如果硬要网络团体进行内部选举，那大概率选出来的就是平常上线多说话多的人，或者是毛遂自荐的，这就很难让所有人都信服，那么这个代表也就会沦为形式主义的“光杆司令”了。

建立小团体过于麻烦。还是那句话，大家现实中都忙，哪有经历在虚拟网络上搞这些那些？而且在现实中，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小团体，而在网络上，想建立一个正式的小团体一般需要拉一个群，但总不能一个委员会就建一个群聊吧，那光群得加多少个？最后大概率是组织没建起来，群倒是建了一大堆。

群普委员会就是建立了也根本起不到作用。因为基层组织的作用是为了联系上层，但在网群中的任何决策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不能影响到他们的现实生活，甚至有时还会耽误他们的现实生活。我们举例子，你是甲群的一个群普，群管今天突然发了一条决策，说让所有群员把昵称改了，这条决策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吗？你可能大概率还觉得这耽误你的时间。大部分群普可能会选择直接忽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看到这条通知，而群管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你是真的出奇地热心，你对这条政策感到不满，你向你的群普委员会代表反映了这个事（我们暂且假设甲群成功建立了群普委员会制度），代表反映了上去，群管可能取消了这个政策，但你的现实生活并不会受到分毫影响；群管可能驳回了你的意见，坚持这个政策，但你的现实生活并不会受到分毫影响，你也可以完全不理群管。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咸吃萝卜淡操心呢？

群普们对上层也不熟悉，对这个网群组织也没有信任感。现在网群门槛太低，数量太多，基本上是个人就可以建群，完全不需要任何成本，这就使得网群及其“廉价”。你加入一个网群，这个群大概率是一个吹水群，你自然不会信任一个吹水群，最多加入他们一起吹水；然后即便这个网群有一个还算像样的组织构架，你也大概率参与不到其中，而且加进去谁也不认识，没有什么渠道和群管们快速熟悉，而且也没必要去熟悉。反正这样的群多了去了，加入不要什么成本退出也不会有什么代价，而且可能明天一醒来群就被封了，何必对其如此认真呢？而且网群由于其被封闭在虚拟世界的性质，很难用现实问题来对组织进行考验，这就更使得群管们无法在群普中建立威信，也就更无从谈信任感了。

群普彼此之间根本无法信任。群普之间没法快速熟悉，这点刚才说到了。而群普之间也无法建立信任。先不说大部分我见过的网群根本就是一个大杂烩，啥人都能进，根本没有任何审核机制，这种情况下混进去个右人兔兔之类的再正常不过了，严重的甚至会混入光明联盟的下线。这种破坏分子平时也很会伪装，但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开始搞破坏，把群里搞得乌烟瘴气也很有危险。群普之间的年龄、理论水平、家庭情况、居住地点、心理状况往往也差异巨大，而群管的效率低下和组织松散决定了他们无法解决这些差异，这就进一步扩大了群普之间的裂痕。而且群普很多成员经常喜欢冲塔和骂人，甚至人身攻击，谁愿意整天上网看别人骂人或者挨骂啊？大抵就是手机一关眼不见心不烦。况且现实中也根本见不到，完全没有什么必要来去处理这些虚拟世界的社交。

网群中根本没有财产，所以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公有制经济还是任何一种经济形势来将他们联系起来。唯物主义地讲，没有物质的联系就是没有联系。这也是网群成员一定会把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排在网群事情前面的根本原因。你和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现实朋友之间的联系一定是要大于你和网友之间的联系的。例如在一个公司之中你和同事之间发生冲突，你和老板之间发生冲突，一定会实实在在地反映到你的现实世界，也许你的晋升职位被抢了，也许你会被扣工资。但如果是在网群中，你和群友发生的冲突除了浪费你的现实时间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什么影响，毕竟他又不能真的顺着网线过来打你。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老板要开除你，然后同时你的网群的群主要踢你出群，你会选择先顾哪边？

再说回网群中的经济模式，我见过唯一一种把钱和网群联系起来的模式，是群管在群普中通过类似于“募捐”的方式弄点钱，然后群管再去做事。说实话，我加过这样的一个群，但我从来没给他们捐过一次钱，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也不想去理解他们拿钱去做什么，我也完全不信任他们，这些人别说他们能不能真的拿钱办事，他们长什么样子、真名是啥我都不知道，我如何去信任他们？他们拿我的钱去做的事，如何反映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呢？我在那个群的感觉就是我更像是提款机而不是参与者，我只是单纯地把钱打给别人，然后剩下的事情与我无关。是的，那个群确实搞了经济账目公开，但是首先没有基层委员会，我没有什么方式来去有效查看钱的去向，我总不能把每个捐钱的人的账目都看一遍吧？而且经济账目公开也没啥用，我不知道别人捐了多少钱，我也不认识别的捐钱的人，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去了，群管大可以给我说“钱数不够再捐点”，实际上把别人捐的那部分中饱私囊（不要跟我扯什么都是同志怎么会做这种事，这就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幻想，好像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左人”就是圣人了一样）。而且就算我发现了问题，我连去哪里把钱要回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我跑到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估计就是把钱要回来了连车票钱都没法回本。

网群基层组织的缺失，让网群的普通成员一直处在零散的原子化状态，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组织，主动地去做事，什么事都是被动接受群管的安排，这就注定了这个组织会僵化没有活力了。

网群普通成员之间没有办法信任，也没有办法建立联系，他们就更不可能成为那种亲密的肩并肩的战友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群终究不能形成有战斗力的组织。单靠群管的包办替代是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的，也没有办法管到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的事，这就一定会导致群管理模式的官僚化，没法发挥群众的智慧。而这种官僚化在资产阶级的铁拳面前，是网群无法承受的，所以网群永远会停留在线上过家家止步不前。

可以说，基层组织是一个无产阶级组织的生命线，是实行并发挥民主作用的基础。但由于它的缺失，群管无法和群普相结合，这也就必将会造成群普和群管的脱节。

自娱自乐的网左

在上一篇中，我们从群普通成员（以下简称群普）的视角解读了网群中的“士兵委员会”制度的缺失；在这一篇中，我们将从群管理层成员（以下简称群管）的视角来看看井冈山精神中另外一条“支部建在连上”在网群中的角色。

“士兵委员会”就是基层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就是中央领导对基层组织的控制，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是基层组织对中央领导的信任。“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那么“支部建在连上”就不可能实现。

如果你运营过网络社群，你一定会发现群管理层与群普通成员之间联系十分浅薄。在绝大多数网群中，群普干的最多的职能只有一个，就是在群里闲聊，往往是群管忙死，群普闲死，两边都不讨好。

我之前作为群管的时候，发现网群中的成员往往分化向两个极端。不超过10个人的最核心管理层事事包办，学社的各个部门（群）的群管理员总是他们几个，内部群里经常交流的还是他们几个；而剩下的大部分群友则处在一个被动接受的状态，就是前面提到的过的“消费者”的自我定位：“你整了啥活儿我就去参与啥，但我不参与这些活儿的管理和组织。”当然了还有至少一半的人一直潜水。

我们都知道，如果基层没有组织，那么上头决策就无法贯彻到底。在网群中，这种情况更极端，可以说任何决策根本就出不了管理层这个圈子。管理层成员之间还算是经常在一起聊天，多少有点联系，但群管和群普之间就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了，除非是经常在群里聊天的，但这也不代表群普就有意愿和义务去参与、服从群管的决策。首先，网络上大家都是匿名的，谁也不认识谁，说难听点大家都只不过是会打字的头像而已，谁也不比谁高贵，群普凭什么就要把群管当成自己的“长官”呢？难道群管是带着群普们大破群敌、连战连捷过？在网络上，群管根本就没法树立威信。

而且，群管的什么决策，和群普有什么联系？这个我已经在《网群的基层》解释过。没有联系，就会导致不管群里发生任何决策变动，群普通成员根本不会主动地去问，所以他们接受通知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去要求参与，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意愿。我曾经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我和群管们商量后，推举出一个人，专门给所有群普私信发送新的通知，但我后来发现这个基本没啥用。首先，发送通知是一个非常累的活，我本人干过这个职务，先不说你首先要加二十几个根本没啥联系的好友，然后还要花时间一个一个转发（QQ没有多人转发的功能），如果有人看到通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向他们解释，这就意味着你本人还要去了解这个通知，而如果你不是参与决策的那几个群管，这又意味着一件活要干。其次，发了通知也往往没人看，我们在进行这种私信通知的政策后，反而有好多人退群了。其实也不难理解，群管的决策根本和群普无关，很多群普都是偶尔去群里看一眼来聊两句，平常也不看群，这时候一个人经常跑来给他发一大段私信，他也不想看，倒不如退群了舒坦。其实这就是网群基层组织缺失的一个恶果，如果群普之间形成小组织，那么只需要通知那些小组织即可，不仅效率会高得多，也不至于让人动不动就退群，毕竟他们还能在小组织里找到归属感。

群管的组织成分极容易僵化，这就会造成群管“无人可用”的窘境。因为不到十个群管的处处包办，以及大部分群普的事不关己，就会导致不管是做什么事、开什么新的部门，都只能从这不到十个人中选主要负责人。首先因为群基层组织缺失，网群没有从基层选拔人才的机制，只能靠群管们亲自“慧眼识珠”，这不仅导致效率低下，也容易形成围绕个人的小团体，甚至会形成山头主义（我之前的那个网群还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而且选拔上来的人也是参差不齐，极其考验那些“慧眼”们的水平。后来我尝试过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在群里发布告，希望群友们毛遂自荐，然而自荐上来的同志且不说其是否真有能力参与群管理，就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同志的大部分对我们的网群以及他们要担任的职务是失望的，他们对网群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这个网群是和现实中的政党乃至先锋队一样的组织，终于可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发光发热了，结果加入进去，无非也就是发发通知、在群里聊天、接投稿之类的无聊活，而且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先锋队”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什么贡献，甚至不知道“先锋队”到底在干什么，而且这些“先锋队”里的人每天最多的日常活动也就是吹水，谁不会失望呢？所以后来好多自荐的同志就慢慢开始摆烂不干活，或者潜水/退群。

即便是下面的意见，反映到了管理层也不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惩罚，也没有必要做出惩罚。我之前的网群里有一个群管，我们称他为A，单独执掌报刊编辑部，此人属于自恋型人格，非要强迫参与编辑部的一个群普“必须参与编辑”，但那个群普现实中很忙，他参与网上的活动也是忙中偷闲，我们称他为B。好，那么假设现在B跑来群决策组来说A的事，群决策组会怎么办呢，无非就是找A说教说教，最多让他写个大字报“罪己诏”，但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实际限制A的权力。因为之前说过的网群“无人可用”的问题，群决策组如果把A踢出那与自断手臂无疑，把A踢了或者剥夺他的职务，那谁来继续管编辑部呢？这几乎是无解的。而且就算要对A惩罚，如果A执意不愿意交出编辑部的职务，那群决策组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是编辑部的群主，我在《网群独裁不可避免》那一篇说过，网群群主在群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除非把A连带着编辑部一起开除出学社，不然根本没法动摇A在编辑部内的地位。再者，其实也没必要对A做出惩罚。我在前面之所以说“假设B跑来群决策组来说A的事”，是因为现实中B根本就没来说，B根本不在乎，因为A不管再怎么在网上对B耳提面命，也没法在现实生活中对B产生一丝一毫影响，B根本就没理A，而A除了无能狂怒外也毫无办法。

建社的成本太低，根本没必要认真对待。现在左圈是“网群多如狗，学社满地走”，建个社群，成本实在太低，打开手机拉两个人，再给自己起个“xx社”的名字，一个社就建好了。而且大部分网群的建立都是因为对别人的模仿跟风，这就导致很多网群是大同小异，基本上除了管理员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而且这些学社虽然说叫“学社”但它们的主要功能依然是聊天吹水，那么到这个群里吹水和到那个群里吹水有什么区别吗？网络社群变得如此的廉价自然也就无法引起群成员的重视，群成员不仅不用重视，甚至把群退了也不会对他有任何一点影响。毕竟这些网络学社对共产主义革命几乎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贡献，也不会对群成员的生活有一点点影响。而且建立学社又不是什么难的事，群普通成员也完全可以去建立学社，为什么一定要被你们几个人管着呢？

在网上，基本没有事情来考验组织，无法发现路线错误，也无法建立领导威信，最终会因没有目标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不是被任命的，而是通过不断带领集体破除困难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被大家推举出来的。而在网上，由于组织的松散性以及网络的封闭性，基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来考验组织。比如说在现实中的组织需要去进行工厂调查，那么你帮着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设定计划以及安排每个人去怎么做，这时你就建立起了一定的领导力；或者比如说你在进行工厂调研的过程中遇到了警察来盘问，你冷静镇定与警察应对，带领大家走出危险，这也建立了一定的领导力。而在网上基本上没有类似的困难，唯一的领导力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人是网络社群的社长，大家默认你有一定的领导力，但是如果你不把这领导力对群普通成员表现出来，群普看不到你的领导力那么你只是徒有虚名罢了。联系之前我刚才说的网络社群中群管和群普之间的断层，即便是网群的建立者真的很有领导力，那也最多只能被群管理层内部，看见对于群普来说，你再怎么有领导力也领导不到他们头上。所以往往是有领导力的网群建立者累死，剩下人闲死。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毛选第三卷，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而正是因为这种领导力的缺失，就很容易形成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军内部的左派小知识分子天天吵架的状况。因为大家都在空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具体的实践来检验谁的话是正确的。我之前经历过一个真实事件：一个网群中，A和B发生了争执，A认为B是路线上的问题，他认为B把网络社群当成了自己能力展现的平台，而A认为应当以网群的集体利益为重，他认为这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路线矛盾，然而这仅仅是因为A是网络社群的建立者，他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参与管理，所以他能看出来B的问题，但其他的人不一定，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觉得这是A和B之间的个人矛盾，A应该放宽心胸原谅B而不应该在个人矛盾上纠结。这就导致B的路线问题没有被纠正，不过还好因为网络社群的低成本，B的错误最终也没有带来多少损失。

因为做不到“支部建在连上”，就容易形成官僚主义。有人曾给我提出想要通过科技的手段，如什么群自动化管理系统，来改善网群内的官僚主义，可以说是机械唯物主义错误。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个官僚主义完全是因为网群的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增加一个科技产品也并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学上的结构问题。如果说你能发明一种科技手段，解决群管理层和群普通成员之间脱节的问题，那么你这个科技手段才是真的起了效果，但这基本上意味着新的生产力的进步，而之后的社会关系和斗争手段绝对不像是现在左圈这样了。不过现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以网络小知识分子个人的能力基本做不到。

综上所述，网群基层组织的缺失严重阻碍了网群的组织性，而网群基层组织的建立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无时无刻不在造成网群中管理层和基层的脱节，而这也最终导致网群成为群管们的自娱自乐。

网络左群存在的原因

人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

黑格尔说人必须通过劳动整出来个什么东西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你做了一顿美餐，写了一篇好文，堆了一个雪人，通俗讲就是成就感。

但马克思却发现，在特定的社会情况下，人通过劳动整出来的东西，非但不能体现人的价值，反而还否定了人的价值，他管这种现象叫异化。

什么意思？马克思解释说异化有四个层面。

第一层就是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属于劳动者。比如工人做的商品不属于工人，属于他的老板，工人想获得这个商品得自己花钱去买。

第二层就是劳动者觉得劳动很累。劳动本身是成就感的来源，但由于第一层异化，工人从劳动中得不到任何成就感，自然就会觉得劳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就会觉得很累，就不想去做。所以工人上班的时候觉得很累很没意思不想去上班，反而下班的时候才觉得是快乐的。

第三层就是人开始怀疑人的本质。人无法通过劳动获得价值体验，反而被迫劳动来不停地否定自己的价值，人就会觉得人生是无意义的，成为人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人的本质是荒谬的、虚无的。

第四层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应该建立在纯真的情感上，然而由于上面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首先变成了金钱的关系，所以好像现在人人都很物质都很拜金。

所谓累，就是你本来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迫于某种压力不得不去做这件事，于是乎你表现得很累。倘若你是热爱做这件事情的，那么你就会感到愉悦，最多只会感受到身体上的疲乏，而不会有心理上的“累”。“努力”、“刻苦”这种词汇也是一个道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劳动被异化，即便是所谓的“没进社会”的学校也被异化着。你上学是为了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什么陶冶情操之类的那都是赚了钱之后的事。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就不得不通过“学习”来增加自身的无形资本，以此来向企业家们证明，我能给你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增殖，从而被雇佣。而一个人拥有多少“知识”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学历，而一个普通人想要获得学历就只能去考试。所以大部分学生追求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考试成绩，这就导致了他们成为了只会机械式追求成绩的“考试机器”。所以学生在学校感受不到学习带来的快乐，更体验不到探索自然与人文的成就感。他们学习并不是他们想学，而是家长、老师和社会逼着他们学，难道他们没有在被异化吗？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现代学校制度并不是自古就有。历史上是先有工厂，才有学校。在近代的英国，工厂主们推行出了系统教育的学校模式，其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适应工厂流水线生活。所以在英国近代的学校里，最强调的并不是教了什么知识，而是按时上课下课，听从老师的安排，井然有序地干一件事。英国近代学校制度就是从伦敦的工厂里搬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培育合格的社会零件。就像列宁所说：“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说白了，学习是劳动的前延。打个更形象的比方，人是一件商品，家庭生产商品，学校加工商品，工厂消费商品。人自出生以来就无时无刻不受到异化。即便人没有发现，但他们能感受到，这种感受就是“累”。

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下不管是工人还是学生，只要你是被压迫的穷人，你就在受到异化。而这种异化无时无刻不在摧毁着我们的对自己人生的成就感，它在夺取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的掌控感，所以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从某一个地方来获得这种掌控感作为心理上的补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群普对参与社群活动积极性很低而群管很高，因为群普根本就没把学社当成自己的，他们无法从中体验到对抗异化、回归劳动的感觉。

而网络，就是重获这种掌控感的绝佳之处。许多生活中失意的人，尤其以学生为主，来到网络上想要在这里获得补偿，而他们又因为受到了现实中体制的压迫，所以许多人都纷纷转向了左，而最终与饭圈的形成机制一样，这些人也形成了左圈。

左圈的成员不管高低贵贱都一定满足一个特点，那就是闲。他们一定有大量时间在网上泡着，所以左圈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小知识分子（学生为主），是脱产者。他们既不用时刻操心现实中的生活，也不参与一线劳动生产。许多人习惯说，学生就是小资，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首先要说明学生根本不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不拥有资产。学生是脱产阶层，而脱产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独立地与外界建立物质的联系，也就意味着外界的生产活动没有办法来反过来影响学生的思想，而学生思想只能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舆论影响来塑造。现实中除了少部分的家庭，大部分的人的父母一般都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当人上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的父母，他们基本上都是嫌贫爱富、谄强凌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学校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桥头堡，学校中老师高高在上形成的对学生的权威体制也影响着学生的世界观，再加上学生之间的成绩至少在表面上保持着“按劳分配”的现状，谁越努力谁的分就越高，这也加重了他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再加上社会主流媒体都被资产阶级把持着，社会整个的风气也是市场经济的向钱看，而学生又无法通过亲自参与生产活动来认识这个世界，那么学生的思想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就不奇怪了。

我在左圈待了这么久，除了一两个工人，没见过一个是来干正事的。他们来网上是来进行一场狂欢的，他们吸了一种叫“虚拟”的毒，可以让他们产生幻觉：在网上他们可以夺回在现实中失去的意义，所以他们创建社群，他们给自己封理论教皇，他们党同伐异喋喋不休嘴炮大战黑话连篇，似乎盯着屏幕狂敲键盘的的他们就好像是一个个指挥千军走马飞象的帝王。只要拉个群，几个会打字的头像就可以导演一出步步惊心的大片。网络的匿名制弥补了现实中的客观差距，每个人都先入为主地把对方脑补成和自己一样水平甚至更低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在自娱自乐。每个人上网来都是憋着一肚子气，网络匿名制和发言门槛低让他们的情绪有了一个发泄之地，就算往别人身上倒垃圾也不用负任何责任，更不会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再加上年龄小，大部分都有或多或少心理问题而不自知，而很大一部分心理问题都会以自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网络上纵横捭阖的他们绝不会允许另一个会打字的头像阻碍自己的封禅之路。所谓的左圈里基本上没有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学了这么久也只敢说我的立场转向了左，今年冬天我才敢说我稍微建立起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与左圈里那些动不动自封马克思主义者还拿自己三脚猫的理论到处批判别人的自信之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其实没有必要非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话术来解释左圈中的现象，非要说这是什么小资那是什么主义。其实这些左圈中的人和其他网络饭圈中的那些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他们参与政治学说罢了。许多的所谓左人来到网上，他们的大概率并不是来学习的，他们只是在现实中挨了铁拳、遭受了打击，跑到网上来抱团取暖、求安慰。我接触过非常非常多的自称左人的学生，他们来了网上其实只是想找人聊天倾诉、发泄一下情绪，关于理论他们并没有学多少，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态度，他们更喜欢给别人当理论教父。所以网群中吹水为什么那么常见，因为大家本来来这里就是为了闲聊的。顺便提一嘴，有人批判吹水是所谓“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我认为这就是教条的说法，他根本就没分析到网络左群本身的“自由散漫”，他更像是在道德说教。

左圈主要以学生为主，这其实已经说明了左圈根本就不适合建立革命组织，因为你这个群体里根本就没有几个真正的无产者，那你在这里想搞一个为无产者服务的先锋队，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而事实上左圈中几乎所有的社群都是对别人的盲目跟风和模仿。

我见过的所有网群都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没有目标。有人就反驳说，目标不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吗？这个目标其实和没有目标没啥区别，太空泛了，和口嗨没区别。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具体的目标，这样一个目标有多重要？我们可以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我们常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的转移是“逃跑主义”，而毛的转移是“战略退却”，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在于毛的转移是有目的的，是有方向、有计划地撤退，他的退却是为了前进，就像打出一拳前要先把手臂收回来；而博古的转移则是无方向，无原则地撤退，是漫无目的的溃败。也就是说在退却的时候，你是积极主动地朝着既定方向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还是被人家追着毫无目的的四处逃窜，被动应付？前者就叫战略退却，后者就叫逃跑主义。我们以四渡赤水举例子，四渡赤水的目的是为了过江北上和四方面军会合，结果刚出遵义就打了败仗，只能撤退，往哪里撤？毛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所以就有了一渡赤水，是为保全自己，依然是为了北上长江。而后又三渡赤水，成功渡江。这四渡每一渡都有不同，但是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是哪一渡，都是在为最终的目的地：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它的方向性很明确。既然土城一战证明了，想要一步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了，那就战略退却，但是每退一步，又恰恰是在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最终还是要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可以说，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敌人多么强大，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一直都没有变，只不过因为面对强大的敌人，身处逆境，因此实现的过程变得更加曲折蜿蜒了。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上面这段话正说明了这个道理。一方面它说的是为了走直路，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但是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说走弯路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走直路；后退的目的，还是为了进攻。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就真的只剩下弯路和退却了。这就不是什么战略退却，而是逃跑主义。今天东边追的紧，就往西边跑，明天北边追的紧，就往南边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向和原则统统丢掉。正如长征刚开始博古那样，博古在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要往哪里撤，只是因为南北东三面都被围了才被迫西走，这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他毫无计划毫无准备，才叫全军带着大小家当上路。在过湘江的时候，白崇禧故意给红军让开了一条通道，而中央在这期间完全没动弹，他在犹豫，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而这后来也造成了血染湘江的悲剧。更不用说博古等人为了保住主力部队，甚至不惜让欺骗方志敏部让他们当弃子引开国军（是否欺骗存疑，但方志敏所在的红七军确实成了弃子，中央没给他们明确的战略目标和计划，也没安排他们遇险后该怎么办，也没设法营救他们，而后来第四渡赤水同样作为饵的红九军却成功回到主力部队，可见彼时博古的中央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能咋办就咋办）。

现在的网群就像博古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做什么，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能整什么活儿就整什么活儿。我之前搞网群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在建群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建群是处于纯粹的对他人的模仿，因为在左圈，建群建社已经成了一种潮流，这些人建群只是纯粹跟风而已，所以我们在建群后，会模仿别的群搞一套配套设施，比如你的群叫xx社，必然就要配备xx社资料群、xx社演讲群、xx社聊天群、xx社审核群、xx社内部群、xx社决策组、xx社备份群等等，如果再跟风做点网络报刊，那还要配备xx社编辑部和xx社读者群，但从来没有检验过这么多群到底是不是必需，也没有办法检验，因为根本没有检验的标准。如果我们有一个目标，比如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超级大群，作为一个平台让左圈基本都进来，那么资料群、内部群之类的就没什么用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线下小组，那么演讲群、报刊群之类的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当我们有具体目标，我们的所作所为自然都应以是否向目标推进了为标准。而当我们没有目标，那自然是做什么都行；为了让我们的群能整更多的花活儿，更像个网络学社，而且建个群又不用花钱，这些群自然是“多多益善”了，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刻意整活儿，不管到底有什么用。

毛主席说过：“领导就是预见。”而这些一个个自诩先锋队的社群甚至连自己的战略目标都没有，更不要谈预见了，也更不可能去领导谁。

虽然说左圈相对是更进步的，它是已经开始觉醒的人们勇敢对抗生活中的异化的伟大尝试，但是我们根据前面分析，网络左群实在是已经无法承担起革命的重任了，它们甚至无法推动社会革命前进。“网左”在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显然已经无法背负起历史的重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其，并汲取经验、另寻他路。

网络左群最好的归宿

《矛盾论》告诉我们，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内部的根本矛盾在推动着它的发展，把握住这个矛盾就可以把握住这件事物的走向。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双方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而网络左群的根本矛盾，就是网群的虚拟性和网群成员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网左的任何活动中都可以见到，这个矛盾贯穿着整个左圈的始终。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几篇中分析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这个矛盾展开的，而因为这是网络左群的根本矛盾，其在网左的框架内也是无法被解决的。

我们有些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热情很高，立志通读马列毛，但是即便是他通读了这些经典，如果没有立场的转变，他也不过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学者，而非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立场的转变不是单靠学习能够莸得的。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到工人阶级中去，要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把自己的感情和立场、出发点放到工人阶级一边，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些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网络上的马列毛主义学者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愿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愿意和工人阶级融为一体，整天泡在网上，忙碌于网络上看谁辩得过谁，而不看这些争辩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因而他们最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工人运动催化剂的作用，这些人是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来源不详

上面这段话是我很久之前看到的，虽然一直没找到来源，但我觉得它精确地描述了左圈中的小知识分子们的现状。我认为这不仅仅反映了小知识分子脑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也同样反映了这些小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活动其实对现实中工人运动起不到什么推动作用。在网络上，一个人的理论多么高深，他本人多么巧舌如簧、多么雄辩，在现实中也起不到什么有影响力的作用。这其实反映的是群众路线与精英路线的矛盾，有种精英主义论调说什么，革命必需的前提就是所有群众都成为哲学家，说“大规模发动群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主张在网络上每天宣讲哲学，大搞哲学黑话辩论，有人给他提出要把这些这些冗杂的话语删繁就简，让群众可以听懂，他不屑一顾地摇摇头，说什么“通俗化就是庸俗化”，让群众听得懂就是庸俗化喽？那看来白话文也是庸俗的，建议此君以后说话用文言文。这种精英主义论调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不仅起不到有益的作用，还会起反作用，因为这些人总是以“马克思主义者”、“左派”自居，群众一看，哦，原来马克思主义者和平常见到的官老爷都是一样的高高在上，那他们说要打倒官老爷，真的可信吗？

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相不相信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你相不相信群众是有智慧的？如果你认为群众是乌合之众，那你确实不必要给他们讲明白这些哲学的东西，更没必要去发动他们。小知识分子们在象牙塔上呆久了自然看不到真实的群众的一面，他们只能看到群众麻木、愚昧的一面。只是一直待在网络上，其实并没有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网左们依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小世界里面。

就有人不服气，说我这个网群还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大家用来交流的平台嘛。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你要弄一个大家交流平台，那你就应该把你这个小群和别的群合并到更大的群里面去，比如我就推荐红贝老师的读书学习群（此群经常演讲，甚至还能请到阳和平老师），还有马列毛论坛（我不清楚该群现在还在不在），暗流公社也可以（同样不清楚是否还在），这几个群人都很多，更适合比常见的三四十人的小群作为交流平台。

那人就又说了，那我的群可以作为资料群嘛。要说资料群，我建议大家直接在QQ搜索“中国人学习群”，你的群有一个群的杂七杂八的资料，这个中国人学习群有好几个群的、整齐归类的资料，显得那些小资料群完全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嘛。

所以，我要说，要是从推动共产主义革命的角度看，绝大多数的网络左群已经没有任何一分继续存在的理由了。但如果有人需要一个群来闲聊吹水，那自然还是有存在的需求。

所以只有线下组织，才是我们现阶段所需要的。

有人说，我们可以先建立线上组织，然后从线上走到线下。很遗憾，根据我亲身经历，这条路走不通。首先因为网群大部分成员都是学生，学生要线下见面那就必须要等得放假的时候，而每个学校的假期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见面的机会很少。再加上由于学生的经济不独立，他们没有完全的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甚至和别人出去见面还要经过家长同意。再加上学生本身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留，他们见了面也不一定能做成什么事。比如我曾经的学社就推动过几个学生同志线下见面，然而他们除了吃了一顿饭、拍了张合影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且想要建立一个牢固的组织，只见一次面是不够的，需要更加频繁的接触甚至一直呆在一起，并一起完成一些事，而这对于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们是同校的同学，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首先贡献给学业。除非学校和社会机构已经不能运转下去了，对于学生来说，牺牲学业并不划算。我目前见过的唯一几个线下组织，都是已经工作的人搞起来的。

我还见过一种说法，叫线上线下并重的“第三条路线”，而这更不可能。首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经营线上组织，又经营线下组织，除非是超人，普通人基本上做不到。其次这两者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联系，如果两者并举，最终还是要么重线下，要么重线上，或者走到前面说的“线上走到线下”那条路上去，执意线上线下都搞是既不划算也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线下组织的建立的那一刻，就和它的线上群体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已经脱离了线上的联系形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如果线上组织非要指挥线下组织，就会形成“委员长空投手令”的滑稽现象。所以只能直接搞线下，可以用网络作为联系工具，除此之外线上不应该发挥更多作用。我见过一个成功建立的线下组织，他们就是先和现实中认识的人搞一个组织出来，然后再从网上招人。

网络左群最好的归宿，应且仅应是线下组织的联系工具。

圣母X与和事佬

左圈圣母X：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因为宇宙不是童话。”——《三体》

之前有一群目田人是这么抹黑毛的，他们说毛之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受排挤，是因为他讲话言辞激烈冒犯人，大家不喜欢；不得不说这是我听过最荒谬的理论，好家伙红军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这帮中共党员还要舔着笑脸哄着才能听进去别人的话是吗？他们都是一帮巨婴吗？但是我看现在的左圈中，这样的巨婴还真不少。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圣母X们的配合，巨婴们也只能自娱自乐。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任性的人有人疼，左圈里一帮巨婴无法拒绝的本性。左圈里面巨婴多，都是这帮圣母X惯出来的。

有些人已经把装可怜用成了万能的狗皮膏药，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撒泼自己的任性，都形成路径依赖了。你要是说我一句不好，我立刻哭给你看，看你还说不说；你说我干得不好要撤我职？我直接哭给你看，让群里人都看看你的“铁石心肠”。

但是对于成熟的人来说，装可怜没有任何用，只会引起反感。有理性思维和集体主义的同志在看到这种现象时也并不会因为此人的“可怜”就要一味偏袒他，因为敌人并不会因为此人的“可怜”就放过他，群众也不会因为此人的“可怜”就接受干部的错误决策。

对圣母X来说，谁对谁错谁是真的受害者根本不重要。巨婴们一贯的行为是，不管遇到大事小事，都要撒泼打滚哭闹一番，让全天下都知道他受了委屈；而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出于尊严的需要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懦弱的一面，他们更愿意自我舔舐伤口，所以他们总是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两者虽然表现得不一样，但是他们受伤时是一样痛苦的，但是圣母X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出于某种类似于宗教迷信的思维，偏执地认为表现得坚强的人是不会受伤的，所以不需要安慰他们；而表现得弱小的人受伤时会比其他人更严重，所以要对他们加倍偏袒，简直把那些人当成了弱势少数群体对待。

更为可恶的是，因为这种思维，他们甚至常常把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都能判断错。我见过一个真实事件，在某一个网络学社里，一个典型的巨婴式的人物B，是一个成年人，他经常在群里骂人，还特别喜欢争权夺利，但是此人特别特别会装可怜，得了点小伤小病都要发到群里，而且此人在别人对他提出批评意见时，他直接开始装可怜哭闹，然后疯狂自我攻击，让批评他的人的负罪感拉满还要跑来安慰他；学社主要负责人之一A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不喜欢把痛苦和伤口扒着给别人看的人，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自己该面对的事，而且由于他负学社几乎最大的责任，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硬的态度，实在是不会舔着笑脸哄着别人说话。A反对B在群里我行我素，和B发生过几次冲突，直到有一天B在网上被别人骂了，然后迁怒到A的头上，把A骂了一顿，A在之后向群管理层反映要把B开除出社。在A的推动下B确实被开除了，但当时和B关系比较好的管理层一成员C就跑来质问A，说A就因为这点事把B开除，一点都不是对待同志（进群即同志了属于是）的态度；然后B和C又在其他群里闹，污蔑A“独裁”，结果一个根本就不了解情况、甚至都不知道A是谁的聊天群成员跑来质问管理层要求解释为什么把B开除，似乎把人踢出群就一定是“专制的”。更绝的是，在之后不到两个月，B再一次申请进学社，群管理层的D直接把B放进来了，根本就没问过A；B回来之后受到了拿破仑重返巴黎般的欢迎，就显得A是个小丑，因为B自始至终没给A道过歉（道歉也没用），B在被踢出群后曾和A大闹了一场什么换了好几个号对A轮番攻击，以D为代表的其他群管理层仅仅是听了B自我评价了一句“我已经成长了”代替A原谅了B，至于B到底有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严重的心理性格问题在不到两个月内自愈可以说是医学奇迹），D等人根本就没在乎过，因为他们没有A负的责任大，如果B在学社后面再搞出什么幺蛾子，他们是不会管的，到时候还得是A来擦屁股，好人都叫他们当了，想必他们“原谅”B时还想着自己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浑身着金光吧。

然后那个聊天群里不了解情况就跑来质问的人实际上是更高一级的那种自我感动式的圣母，他们的逻辑链条就像小白兔一样单纯：啊踢人出群是不好的、伤人的，所以不该踢人出群；这意思大概就是杀人是不好的所以作恶多端的反动派不该枪毙。这种人除了逻辑问题，更是自信地连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就跑来撒播圣母心了，毛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没有调查，就停掉他的发言权，这野蛮吗？一点也不。所以对于此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别发言，自己陶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好。

当A表达抗议时，D反而跑去劝说A，说什么要“团结批评团结”，不管A和B有什么个人矛盾，好歹都是同志（进群即同志了属于是），希望A能不计前嫌和B继续共事之类。当A表现出对B的抗拒，B就会开始装可怜激发圣母X们的内疚感，然后又变成了对A的愤怒（好一招借刀杀人！），D等人就又会跑来找A说这说那，还给A扣帽子说“你就是太敏感啦”，是，是，您又不是被迁怒的对象，您也不是主要负责人，您当然不会敏感。D似乎忘了一件事情：A才是受害者。A是被迁怒的对象，A是被攻击污蔑的人，A是工作受到阻碍和刁难的人，而B正是那个迁怒、污蔑、刁难他的人。但在D看来，B是多么的可怜，他这么可怜怎么会做错事呢，即便是做错了，看在他这么可怜的份上就原谅他吧；而A呢，这个可恶的A，态度是那么的强硬，肯定是他伤害了B，害得B这么可怜，至于A被伤害，B这么可怜弱小的人怎么会去伤害别人呢？即便是伤害了也是无意的嘛，A这么强硬的一个人怎么会被这点小事伤害到呢？而且B都说了自己已经成长了，A还揪着不放，也太小心眼了嘛，我要是A我早就原谅B了呢。

圣母X们看似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心怀慈悲兼济天下，但实际上他们内心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些人就像是瑞典环保少女一样，要求全世界都不用化石燃料，然而根本不关心，如果那些非洲国家的人民也想过上瑞典人一样的好日子呢？至于非洲穷，反正和我环保少女没关系，非洲再穷也穷不到我头上，那是非洲政府该管的事，我只要cosplay圣母自己爽就行了。他们有一套象牙塔上的价值观，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客观条件是多样的。他们不仅像圣母一样“博爱”，而且还傲慢的认为自己和圣母一样全知全能。在他们眼里，表面上的情况不符合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就要大肆批评一番。他们的逻辑链是这样的：非洲是不是在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是；化石能源是不是不环保？是；用化石能源是不是在破坏环境？是；破坏环境是不是错的？是；所以，非洲用化石能源是错的，是要被谴责的。什么？你说非洲是因为穷，用不起可再生能源？对不起那和我没关系，我是全知全能的圣母，我看不到那一层，所以那一层就不存在。

圣母X们十分傲慢地默认自己一定是最善良、最正确的，他们把偏见扔到了自认为的“坏人”身上。D这种圣母X居然还替别人原谅人，来“慷他人之慨”，可谓是业务层面极广。这种人就是郭德纲说的：“远离不明白任何情况就劝你大度的人，因为雷劈他的时候会连累到你。”对于这种圣人，只需要对他说一句敲里吗，等他愤怒了之后再说请你大度。

而且他们之所以是圣母X而不是真圣母，是因为他们往往在到处撒播自己爱心的时候，把自己造成的后果甩给别人承担。刚才已经提到，D邀请B回来荣登宝座，是因为如果B再弄出什么问题，D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责任还是要A来担，出了什么事还是A给他们擦屁股，D不用付出什么后果还能免费当好人，何乐而不为呢。瑞典环保少女也一样，环保的好话她说了，至于环保的代价，反正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承担。

圣母X们不仅会伤害到受他们偏见的人，在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中，这种人会对革命队伍造成极大的害处。

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度要自杀，很可怜吧？但是也没见同志们让博古继续回到领导位置、继续执行他的路线；但是圣母X们不一样，他们会为了“安慰”那些人，甚至不惜坚持那些人的错误路线：“你看看他多可怜啊，还是让他回到原来的领导位置上安慰安慰他吧？”他们秉持着自己内心的道德与慈悲，拯救了博古的好心情，虽然不过会牺牲了上千红军战士和革命前途。

幸运的是，现实中的布尔什维克式组织里一般不会出现圣母X一类人。首先，这些政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里面的领导层是真的认真学习、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这与左圈的情况不同，左圈大部分都是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党内虽然有分歧，但是大家有类似相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统一的共同目标，不像是左圈内小资产阶级五花八门的奇葩价值观，以及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来左圈是为了弥补他们在现实中缺失的价值的，他们是来当教皇的，而不是来干事的。

其次，这些政党是现实中的组织，它们从诞生开始就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而且都是那种生死考验。而敌人则不会因为你可怜就可怜你，也不会因为看见圣母X们品德如此“高尚”就敬畏他们而不砸他们铁拳。而圣母X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造成的路线问题、组织问题，则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圣母X和含着他们乳头的巨婴们也会因为这样的错误和损失被排挤出去。但在左圈中，我在《建群即建党》一章分析了左圈的那些学社是无法脱离网络的虚拟性的，所以也没有这样那样的现实困难来考验组织，而且因为左群成本过低，即便是圣母X和巨婴们造成了什么损失，也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显得他们没什么大错了。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内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即面对、接受自己被（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指出的错误，这就意味着巨婴们是无处藏身的。即便是像博古，他在给苏区造成了重大损失后，也会认识到这是自己的错误，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错误那是另一回事；但左圈巨婴们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他们造成的损失摆在他们脸上，他们也不会承认这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会哭闹、装可怜，此时就会有一群冒着金光的圣母X们跑上来把他们抱在怀里哄。但是已经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已经形成的错误怎么去纠正、谁负责去纠正呢？圣母X们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在现实中，大浪淘沙的革命必然第一个把圣母X们淘走。就像果酱抹在面包上是美食，抹在衣服上是污渍，圣母X们泛滥的同情心在平常生活中用在流浪猫身上是善良，要是用来指挥革命，那就是罪大恶极了。

当然了，能把圣母X推上领导位置的组织估计也早就从内部烂掉了。

左圈和事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过节的、多大点事、都是亲戚、别太计较、还是孩子、那么努力、看我面子、都不容易、朋友一场、算了算了、换位思考、为了你好、人都死了、吃亏是福、将心比心、没有恶意、开玩笑的、才刚毕业、怀都怀了、习惯就好、他喝多了、毕竟长辈、退一步讲、都在酒里、曾经爱过、互相理解、婚都结了、还能咋地、他说话直、都打工的、想开一点、都能过去、维护团结、都是同志——中国社交常用语录

1929年的2月10号，让红军历史上最接近灭亡的大柏地之战开始，但是就在大柏地之战前三天的2月7号，上海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十分悲观，大意是要求红四军全部散入农村中去，不要集中在一起，而毛泽东和朱德也应就此分开，隐匿目标，以减少敌人的关注。

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带信来的刘安恭却是个走王明路线的人，而且背景甚硬，苏区决定给刘安恭安排个军委的职务，这下可不得了，包括朱德在内的大多数支持了刘安恭的军事路线，毛的前委反而被架空了。即便后来没设立军委，毛也很失落，他决定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会议重新选举了前委书记，决定由陈毅暂时作为代理书记管理红四军。

但是毛泽东并不想离开红四军，于是会议之后，他又私下里找到陈毅，希望陈毅在下一次会议上，多肯定一下他的意见，支持一下他的看法。但是下一次会议上，出乎毛泽东的意料，陈毅来了个调和主义。把刘安恭、朱德、毛泽东各自表扬一番，又把他们各自打了五十大板，批评一番。这一来，把所有人都给整懵了，毛泽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毛泽东本来就很讨厌这种调和主义、和稀泥的态度，只想求得党内的一片祥和安好，却不作原则上的定性。于是毛泽东一拍桌子，实名反对所有人的意见。最后，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便没有再当选，而是陈毅当选了前委书记。这次会议就是红四军的“七大”。

但很快，刘安恭在冒进进攻大城市的途中牺牲了。中央也认识到毛路线的正确性，并写了“九月来信”托陈毅给毛带去，但是毛泽东此时还有点赌气，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他对陈毅的不满：“我平生紧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

陈毅主义本是一个毛用来调侃陈毅发明的词，实际上并没有该种主义。“陈毅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在团体中，出现路线矛盾时，不去分析、解决矛盾，探索正确的路线，反而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团结，把出现矛盾的两派“各自表扬一番，在各打五十大板”，和一手稀泥，实际上没有任何益处。

在左圈中，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左圈中有人总喜欢打着团结的旗号行和事佬之事。

这些和事佬们总是喜欢把毛主席在1942年提出的整风原则“团结-批评-团结”奉为圭臬，甚至都用成了到处批判别人的教条大棒，只要他们看不顺眼的就按一个“破坏团结”的帽子。关于延安整风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来源和应用，我在《进群即同志-当“团结-批评-团结”成为教条》一篇已经详细介绍过，此篇不再赘述。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左圈和事佬们的行为动机和其造成的后果。

和事佬们不了解的是，“团结-批评-团结”中的第一个团结和第二个团结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团结指的是（在延安整风中）不整人只整主义，要保证党不会分裂；第二个团结则指的是（在延安整风后）全党对路线形成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到更高的团结。而没有第二步的批评，就没法达到第二个更高的团结，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组织就无法对路线和过去的错误形成统一、正确的认识，最终只能止步于第一个团结——那种靠“八面美人、四方讨好”维持的表面上的团结。

因此，和事佬们只“团结”不批评，或者批评不到位，那都是假团结，是破坏团结。出现路线分歧是很正常的事，在网络左群中，因为没有实践活动来对理论进行检验，路线分歧则更为常见了。这时候，如果一味地维护表面上的团结，事实上只会助长这种分裂。因为分歧往往意味着问题的出现，就好像是墙上有了裂缝，如果不去找到裂缝的原因、把裂缝补上，再加固墙体，而只是简单地在面上抹一层墙灰把裂缝盖住，那么这条裂缝早晚会撕开整个墙体。这事实上也是许多网络左群“短寿”的主要原因之一。

和“陈毅主义”不一样的是，陈毅是详细了解红军中两派的争执的，而左圈中许多和事佬是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跑来和稀泥来了。因为很多情况下，争执双方的实际情况只有争执双方完全承担、完全清楚。和事佬这种人根本上就是否定实事求是的存在。这些和事佬可以说是100%都是在臆想事件经过，然后得出唯心结论，然后找容易说话的一方去“劝说”的。也就是说：往往是要求损失方去学会容忍。和事佬看似高情商，但他们不知道很多矛盾是必须用冲突来解决的，他看不到矛盾不处理继续下去的后果。

网络局限性是和事佬心态生存的基础。我在《建群及建党》一章已经分析了网络的虚拟性和网群成员的现实性之间的冲突，这让网群成员和网群本身的联系下降到几乎没有，也就意味着，不管网群接下来发展如何、出现什么问题，实际上和这些和事佬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和事佬们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既然网群中产生冲突的双方不管哪一方最终胜利，他们都不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不去当个“老好人”呢？

和事佬的心态，某种程度上也有着一种傲慢。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很浅薄的。大部分和事佬看不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像当时的陈毅，没有看到毛和刘安恭冲突的背后是“农村群众路线”和“王明路线”的冲突，我甚至有理由怀疑陈毅当时以为这只是两个人带兵方式的不同；所以他在没有搞清客观情况的前提下，就凭自己的主观思想做出了判断，他没有看到刘安恭路线对红军将要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所以才有了会议上“各打五十大板”的荒唐一幕。

但好的是，“陈毅主义”在红军历史上是极少见的，这是因为红军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面临敌人的考验，这就像在钢丝上走路，一点错误都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而这代价就是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百姓的生命，这未免过于昂贵了。所以大家在经历过几次斗争就能认识到和事佬行为是要不得的，有矛盾就必须要解决，哪怕是以严重冲突的方式。战乱年代，任何政策和路线的好坏，对错，都能在很快的时间内得到验证。大家虽然不能从理论上理解，但是却能从现实中觉醒。

而网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网络左群出现路线错误，最严重的代价不过是学社解散，这个代价简直微乎其微，我再拉两个人建个群就可以弄起来一个新的学社。所以，网群中的矛盾解决的成本事实上要比不解决的代价还要大，正是这点，才给了和事佬们表演的舞台。

浅论网左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无非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这是一种自古就有的战略战术，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就是统一战线的一种绝妙运用。但统一战线不是教条，这是一个很空泛的词语，在不同的情况下，团结谁、打击谁应当视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在今天的左圈中，网左们也同样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我在此章中对我观察到的其中两个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并没有对网左的统一战线作全面的分析，所以是“浅论”。

论中间派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

上面这段论述虽然描述的是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对中间派的特点的描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我认为其实“中间派”是一个很不准确的词，应该叫做“摇摆派”，因为“中间派”从来没有保持过真正的中立，他们时而偏向一边，时而偏向另一边，从没保持在正中间过。

所以说其实没有真正的中间派。当你邀请那些“中间派”们参与革命运动（即便是在网络上），他们便想：“晶哥那么厉害，网左组织得这么烂，必定是办不起来的。”总是说：“等等再看看！”，但是他们因为自身也受着体制的压迫，并不总是和特色站在一边，所以他们看网左骂特色骂得凶狠的时候，或者看特色又变得更烂了的新闻的时候，也要附和着骂上两句。

对于中间派，有的可以团结，有的不行，有的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团结，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因为不管中间派怎么摇摆，他们总归是要更多地往特定的一方摇的。比如一些高级写字楼公司的白领，他们虽然有时受了上司的气，也在办公室外骂两句，但是他们的待遇高、工作稳定，不用吃了这顿愁下顿，也不必顶着烈日干重活还担心工资拖欠，所以叫他们去造老板的反的时候，他们就要想想这个月工资还没拿到手，说：“你们先去，我等等就来！”，他们是中产阶层的右翼。再比如内卷大省的学生，他们虽然不用担心衣食，并且很多都想通过高考当人上人，但每日非人般的虐待榨干了他们的精气神，还要饱受来自学校和家长的批斗，长期睡不好、吃不好，人人心里都憋着火气，全凭“好大学就是好人生”这根胡萝卜吊在前面往前走，若是在他们面前戳破了高考神话、叫他们造学校的反，他们便会成为最激进的分子，他们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左翼。

左圈中有些人喜欢把具有非马列毛的左派立场的中间派统称为“安托西修”，并把他们看作是马列毛主义的对立面。事实上，这四者情况各不相同，把这四者统一“打倒”或怎么处理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安那其主义者，又称无政府主义者，它在当代中国的主要信奉者还是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他们痛恨被别人管着，要求绝对的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十分羡慕他们所认为的“古时候”那种田园牧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他们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组织在他们头上“发号施令”，但是他们更不喜欢资产阶级老爷们把他们当奴才使唤，所以在革命低潮、反动力量十分强大时，我们应当团结他们，与他们搞内斗、整天互骂是不可取的、浪费时间的。

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者叫托派，据我目前了解托派并没有什么中心思想，他们可能就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大部分时候是以“斯派”、“毛派”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据我个人了解，他们主要是对斯大林式的集权体制极为厌恶，并且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有种切格瓦拉式的浪漫憧憬。在中国，托派也主要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几乎反对关于斯和毛的一切，但也同样对特色的统治有极大的厌恶，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在夺取政权前我们与他们几乎没什么矛盾，“斯派”们不要整天浪费时间和他们在网上斗嘴。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在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西马。因为中国政府对学术界的高度渗透和监控，中国大学里的西马学者至于有多少是真马、有多少是“指鹿为马”，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判断。对于那些“西鹿”当然是要警惕，事实上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修”。在左圈中的西马大部分都是自封的，并且常常和自封的“苏马”（事实上我至今不知道苏马是什么）们见面就掐。左圈中的西马和那些欧洲的大学教授不一样，“西马”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像是一种身份认同，而不是学术研究方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爱用哲学术语，不管他们本人是否理解这些术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我在《进群即同志-天山上下来的王明》一篇中就批判过这种行为。除了这个特点外，据我个人观察，剩下的左圈西马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本不懂、也没怎么学习过、学习过也不怎么理解的“装逼西马”，据我个人观察，这类人主要以初高中生为主，他们是“喜马拉雅山上下来的王明”，你一见他们便能立刻察觉一种高高在上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是拿哲学术语当成了一种装逼的工具，这种人不用多理会，事实上他们还处在一种过家家的幼稚阶段，思想还没成型，是否要团结他们还很难下定论，即便是团结了也不一定会起正面效果，只要保证不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就行，也可以试着引导他们一些。另一种则是自己学习过、能理解部分的“辩经西马”，这种人以大学生为主，而且不少人的家庭都是中产往上，甚至有资本家家庭的。听名字就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喜欢在网络上辩经，这几乎是他们在网上唯一的活动。据我个人观察，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对谈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有种偏执的排斥，似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是水火不容的，我见过最激进的一个还喊出过“只要你了解了德国哲学史，你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种口号。这一类人对自己的学术派别也有种偏执，且不说他们和所谓的“苏马”打得你死我活，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和别人辩经时，别人的观点和他们从自己支持的那一派的书本上学到的经文有一点偏差，他们就会感到“被冒犯”，于是辩经就无穷无尽了。对于这一类人，我在《建群即建党-网络左群最好的归宿》一篇中引用过这么一段话：

一些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网络上的马列毛主义学者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愿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愿意和工人阶级融为一体，整天泡在网上，忙碌于网络上看谁辩得过谁，而不看这些争辩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因而他们最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工人运动催化剂的作用，这些人是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

这段话就很好地描述了“辩经西马”。他们在网络上每日与人辩经，倒也是促进了他们和别人理论水平和交流技巧的进步，但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整体而言基本上什么也没做，他们更像是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中，待在象牙塔上迟迟不肯下来，如果放到实践中很容易闹出纸上谈兵的囧事。我个人认为他们是中间派里偏右的。他们要团结吗？还是要的，但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原则，这一类人不应该进入最核心的领导层，他们可以参与理论工作，但不应该去指导实践。

修正主义者，在欧美语境下也可以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其衍生的主义）者。但在中国，由于没有多党选举的制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几乎不（以社会实体）存在，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左圈语境下，更多指的是保皇派、改良派一类。这一类人以已经工作了的成年人和初高中及以下的学生为最多。对于成年人保皇派，基本上没有团结他们的必要，因为他们选择保皇那必然是有切身利益相关，也许他们就正在受体制的恩惠，只是有些许不满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在革命高潮时团结他们来“痛打落水狗”，但在革命低潮时团结他们的话，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反过来捅你一刀，因为一般来讲，保皇派在皇帝被砍头前是不会放弃保他的，而且这种保皇派极有可能变质成右派，魏玛德国的艾伯特政府就是个例子。对于学生保皇派，除去个别特别固执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学校和社会的宣传对特色依然抱有幻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不了解让他们没法去全面、客观地分析社会现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网左都是从保皇派过来的，我本人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保皇派。所以说，对于学生保皇派是一定要团结的，而且要对他们进行引导和教育，争取把他们从中间派拉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这边，把他们当敌人打击是绝对错误的。

统一战线不是说你敞开胸怀让谁都进来，而是有原则和方法的。要明确的一点是，中间派决不可进入核心组织，这实际上是很多网络左群忽视的一点。中间派因为其立场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他们可以和我们团结在同一战线，但绝不可以参与到我方组织的内部建设中，更不能指挥我们的行动。你比如说，这个中间派有自己自成一体的哲学思路和立场，他可能就会在一些组织政策上按自己的理想形式来，而不是依据客观实际情况而定。如果把这些中间派对我们组织的参与度比作一个同心圆，我们的组织是最内一圈，那么往外挨着的一圈应该是学生保皇派，然后是安、托、西，然后最外面是修。

统一战线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是像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互相参与进对方组织、互相学习，还是像第二次国共合作那样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只是打击共同的敌人站在一起，这需要领导者视具体情况、作出最合适的判断。

论“血统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爆发后，遇罗克与几个同仁自办发行《中学文革报》，他在该报上连续发表了以《出身论》为代表的多篇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檄文，并风靡海内外。

《出身论》是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作品。该书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血统论。作者遇罗克在1966年发表文章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血统论是荒唐的这一点事实上非常正确，我们都知道思想和立场是没法靠基因遗传的。家长是资本家，孩子就一定也是资本家，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它没有坚实的唯物主义逻辑来支撑。事实上，血统论就是当权的老红卫兵（红五类子女）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弄出来压迫当时已经是受压迫阶层的“黑五类”子女的。

但是在今天的左圈出现的“反血统论”思潮的思路正确，但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教条。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文革时期不一样。许多人根本没搞懂血统论出现的机制和条件，凭自己臆想理解，搞出许多本本主义。

遇罗克同志就说得很好：“它（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也就是说，在当时血统论不成立的最主要条件，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社会上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占社会主流，并无时无刻地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被摧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占主流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从出生开始就无时无刻地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现在私有制早已卷土重来，“子承父业”的社会基础是有的，这与当年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的社会不同。

但是在左圈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了一种风气，那就是当一个人说这个人是资本家的孩子，不能把他完全当同志看待，就要给这个人扣上“血统论”的帽子。这实际上和文革老红卫兵大扣帽子的行为没啥区别。在这种风气下，甚至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把左圈里的资产阶级子女当成弱势少数群体一般保护起来，要是你通过攻击他们的出身来质疑他们的思想，你就要被打成“血统论”。

这些政治正确者一定要拿恩格斯当挡箭牌：“难道恩格斯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吗？”但恩格斯是个特例，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恩格斯。有些人喜欢自比恩格斯实在是太狂妄了。中国近代史学家吕思勉曾经说过：“世上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利益的阶级”，连不算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里，都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难道大资本家的子女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这么简单？把刀尖对着自己本来就是一件难过登天的事，不是说把这句话写在QQ签名上就能做到的。

要知道，恩格斯背叛自己的阶级开始于背叛自己的家庭，他与自己父亲的冲突极严重。恩格斯出生于德国巴门一个繁荣的商业家族，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而对学习的轻视（甚至不允许恩格斯完成他的学业）使得它似乎不是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沃土。但恩格斯童年时代有很长时间是在他的外祖父家中度过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十分重视人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喜欢给小时候的恩格斯讲古希腊英雄神话，对恩格斯影响很大。这种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和决心做英雄人物的理想固化为恩格斯进一步成长、发展、提高自己的内在因素和动力，也促使他对父亲和家族的影响的叛逆心理逐步加强。恩格斯对文学的热爱和他父亲对他经商的要求的矛盾极大地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最后他父亲强迫他中学中途辍学被迫经商。出于各种原因，恩格斯排斥、甚至痛恨资本家的工作和生活，之后中年时的一段时间的经商经历事实上让他痛苦不堪。

在青年时代，亲眼目睹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恩格斯家庭周围都有许多工厂企业，他在上下学时就能直接接触到这些工人。1839年恩格斯19岁时写了一篇公开发表的著名的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的来信》。文章以极其鲜明的笔调展示了乌培河谷地区乌烟瘴气的社会风貌，描述了虔诚派教士的迷信活动和他们的专横、贪婪、伪善和愚蠢的嘴脸，同时以大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乌培河谷地区工人的悲惨苦难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现象，经常使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编织的美好谎言产生了质疑。这种感性经历无疑导致恩格斯最终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为寻求一条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深层次的重要原因。同时说明他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站在革命民主主义和工人的立场上投身到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去。

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欧洲，是一个左翼思想和运动蓬勃发展的大陆。从英格兰到俄罗斯、从蒲鲁东到费尔巴哈，整个欧洲每一天都浸泡在不断迭新的左派思想中，恩格斯不可能不受影响。恩格斯在来到柏林后，迅速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一群想运用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否定性的思想对当时的宗教和政治进行批判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团体。1842年，恩格斯在科隆与他一直投稿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莫泽斯·赫斯见面，赫斯是第一个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宣讲共产主义的，这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状况，并会德国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期间，他与父亲的矛盾愈发严重，并最终导致他决定离开德国。

欧洲工人阶级风起云涌的运动也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31年法国爆发里昂工人起义，1842年英国爆发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等等无产阶级运动，无疑让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

而真正让恩格斯思想转变的，是他自觉投身到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如果没有亲身参与实践，恩格斯很可能最多变成一个西马教授那样被资产阶级老爷豢养在大学里的宠物。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被剥削阶级生活、工作、斗争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在这段时间内，他边调查边写文章，发表在公开刊物报纸上。后面又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并在伦敦加入正义者联盟，而后在1848年为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充当记者。1849年莱茵省和南德意志爆发了激烈的民众起义，恩格斯用军事才能为起义者效力。正是因为青年时的恩格斯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他才能将自己的立场彻底转变到工人阶级这边，这不是简单地凭借学习理论就能做到的。

所以事实上“恩格斯”的诞生条件是及其苛刻的，和恩格斯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他的亲妹妹、弟弟就自始至终都不赞同恩格斯所走的背叛其家庭的道路。在童年时代受到不同于主流的教育、对家长的叛逆、亲身接触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工人运动、接触并学习最新的革命思想、遇到导师和同志、主动投入工人运动实践中，这些造就恩格斯思想转变的事件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极大的偶然性。

在当今的中国，“恩格斯”是否有诞生的可能呢？还是有的，但真没有多大。首先并没有那么多人敢于背叛自己的家庭，因为父母控制着孩子的经济命脉，父母对孩子事实上是独裁的，而且父母的思想对孩子灌输是从小就开始的，背叛家庭意味着背叛自己以前的信仰和现在衣食无忧的美好生活，试问多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资产阶级小孩能够忍受那种艰苦的革命生活？然后富家小孩也很难有像恩格斯那样对知识的渴求，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我见过不少富家子弟，比起学习他们更喜欢打游戏、动漫一类的娱乐活动，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在当今社会，学习就是赚钱的工具，他们既然不用赚钱，自然也没必要学习。还有现在的中国其实阶级隔离是挺严重的，富人基本上看不到那些工人的生活，现在工人的生活区里富人区可远着呢，富人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穷人居住区去。

然后最难的是，现在的中国的工人运动只能说刚冒出了一丢丢火星子，工人运动零零星星，而且没有起到多大的社会影响，富人的小孩大概率也就当成是“恶意讨薪”之类；至于左翼思想，看看网左目前的状态，很难说思想有什么进步，基本上还在重新开始搬运马列毛思想的阶段，那些富人小孩到了网上可能更多地是摆着居高临下的架子，像“天山上下来的王明”一样嘲讽网左们。要说遇到革命导师和同志，富人有富人的圈子，和穷人的圈子基本不相交，富人的圈子里有马列毛主义者？我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你要说那种大学马原教授或者党员应该还是有的，但他们大多也都是为特色辩护的“鹿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人我认为基本不可能会有。

至于主动投入工人运动实践中，这个基本上就属于最高难度了。对于资产阶级的小孩来说，他们理解的投入实践可能也就是整天在网上辩经，然后看点高级哲学书之类。要说去参加现实中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得想想，家里的资产还要不要了？家族的人脉和地位还要不要了？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还要不要了？要是真去参加，这些东西可都要不了了！

一无所有的人最无所畏惧，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无产者一无所有，所以他除了造反没得选；资产者锦衣玉食，去造反要放弃的太多太多，成本太高，而且还一直有后路。

2020年的时候，左圈中有一个挺出名的人，月华，可能不少读者都听说过他。这个人一开始经常在QQ空间里更新一些马列毛的帖子，后来不知道怎么和一个叫“泉州马克思主义学会”（简称泉马）的组织发生了矛盾，每天更新一些攻击泉马的内容，类似于“泉马是一帮初中生想要炸掉三峡大坝”之类，然后他被泉马扒出来家里是金融资本家，当时我记得帖子下面一大群月华的粉丝拿恩格斯为他辩护。然后后来泉马被光明联盟端掉了，他好像也参与了，这是我单方面从一个我在外网认识的光明联盟成员那里看到的，不确定，但至少是被光明联盟利用了。结果在那之后，月华的帖子逐渐地越来越少发马列毛主义的内容，甚至有一次公开宣称自己支持自由主义，然后就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然后好像在年末的时候，月华突然宣布他去荷兰留学了，之后就石沉大海再没音信了，不知道当初那些为他辩护的人怎么想。月华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恩格斯”的例证。

我还见过一个也是金融资本家家庭的左人，这个人虽然说是左人，但实际上就是我在《论中间派》一篇中提到的“辩经西马”，此人态度十分跋扈，和谁讲话都是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哲学术语乱飞就不提了，还一反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说什么“我建议我们用术语来聊天”“大规模发动群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期待革命发生只能让所有群众变成哲学家”之类的可以说是精英主义的言论，十分看不起毛。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此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他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让他无法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只能说是一个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政治正确的“反血统论”其实只是血统论的另一个极端。现在左圈中的这种风气事实上已经陷入了政治正确的漩涡，甚至有的搞成了饭圈思想，就比如月华的粉丝们就真的和饭圈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挺自己的“爱豆”，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左圈中主要还是以学生等小知识分子为主，对于学生思想的分析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建群即建党-网络左群最好的归宿》一篇。小知识分子是脱产阶级，他们无法直接和社会建立物质联系，所以他们的立场极大概率和自己的家庭同步，而思想也极容易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而这三者无一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机器。资本家出身的人的立场是否改变，要看他的物质基础是否改变，也就是他是否真的愿意放弃自己这辈子的优渥生活、放弃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投入到穷人的运动中去。

但总的来说，辨别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同志，还是要“重在表现”。遇罗克同志的《出身论》里有这样一段话：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这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出自于什么家庭，哪怕他家在全世界开厂子，只要他的立场在工人阶级一边，他就是同志；哪怕他祖上三代都是工人，他要是立场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那他就是敌人。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下，《出身论》发表于毛时代，当时的社会和学校影响和今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资产阶级法权被根除前，社会上每个人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即便是正宗的工人也可能为了金钱利益就叛变自己的阶级，更何况在资产阶级法权根深蒂固的当今社会呢？

为了防止有二极管抬我杠，我在这里总结一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给血统论正名，本文章的立场是反对血统论的。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反对当今左圈存在的一种，把所有资本家家庭出身的网左都当成新一代恩格斯的这种类似于政治正确的风气。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对于一个人的成分判断，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后记

历时四个月，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总字数高达五万两千多字的《网左实践总结》，这是我目前写过字数最多、耗时最长的一篇文章了。不过我最终还是完成了它，在这里我得夸夸我自己。希望这篇《网左实践总结》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也尽量从“网左”往“线下左”发展，后面争取写个《线下实践总结》。

“马丁零”这个名字其实是我随便想出来的，因为我本人胃不好，所以我就取了胃药“吗丁啉”的谐音。我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是真的接地气啊，听着就一种干事儿的人的感觉，还有个“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寓意，雅俗共赏了属于是。

然后这近三年的网左经历实在是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小资产阶级的多样性”，遇见了不少让我感到失望的人，但也是有真正的同志的。最后以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鲁迅《华盖集·导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