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忆・西欧初旅

第一次国外旅行——苏黎世小住——国际工人协会——其起源——其活动——其分布——研究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工人协会的日内瓦分部

在第二年的初春，我便开始了第一次西欧旅行。跨过俄国国境之际，我感到了每个俄国人离开他的祖国时的那种心情，而且比我作的精神准备更为强烈。当火车穿过人口稀少的西北各省，在俄国境内行进的时候，人有一种越过沙漠的感觉。数百英里的土地都被一片不大配称为树林的矮树丛覆盖着。时时可以看见一个埋在积雪里的孤寒的小村落，或一条难行、曲折、狭小的乡村土路。然而火车一旦入了德国国境，景色与环境就突然完全改变了。整洁的村落与田庄、花园、石板路，我们进入德境愈深，这个对照便越来越强烈。连那古板的柏林也似乎比我们的俄国城市有生气。

还有那气候的对比！离开圣彼得堡时前两天，那里正埋在大雪底下，如今到了德国中部，我在火车站月台上走动时连大衣也不穿；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欣赏那含苞初放的花朵。随后便是莱茵河，再后又到了阳光明媚的瑞士。在瑞士的清洁的旅馆中，人们通常总是在门前，对着白雪盖着的群山用早餐。我从没有像这一次那样深切地明白俄国位置在北方对它是一件多么不利的事，而且俄国民族的历史又因它的活动中心被限制在像芬兰湾沿岸那样的高纬度线上这一事实受了多么大的影响：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瞭何以南方土地对于俄国人会有那种不可抵抗的吸引力，何以他们作出那样巨大的努力要伸张到黑海，而且何以西伯利亚的殖民者受到不断的压力要向南推进，直到满洲。

这时候，苏黎世充满了俄国的男女留学生。综合工艺学院旁边的那一条有名的上街就是俄人区，在那里，最通行的语言是俄国话。这些留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的生活和俄国国内大部分学生的生活相同，是非常刻苦的。他们的常规的食物就是茶、面包、一点牛乳、一小片在酒精灯上煎烤的肉；同时佐以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消息或最近所读书籍的热烈的讨论。那些除了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以外还有余钱的人，便把钱捐给“共同事业”——图书馆、将发刊的俄文杂志，捐助瑞士的劳工报纸。在衣着方面，他们节俭得无以复加。普希金曾经写下一句名句：“什么样的帽子一位十六岁的姑娘戴起来不相配呢？”我们的留学苏黎世的姑娘们似乎傲然对着茨温利的故乡的居民说：“一个少女在年轻、聪明、而且精力饱满的时候，有什么朴素的衣服于她不相宜呢？”

总之，这个忙碌的小小社团比自有大学以来的任何别的大学生更为勤勉，苏黎世的大学教授反复不惮烦地表扬这些女生的优良成绩，以鼓励男生向她们看齐。

许多年以来，我就渴望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详情。俄国报纸在他们专栏中常常提到它，然而当局不准它们谈及它的主义和它所进行的工作。我以为它一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运动，举足轻重；但是我不能掌握它的目的与趋势。现在我到了瑞士，我决定要满足这个宿望。

当时正是国际工人协会发展的高潮时期。本来在1840年到1848年间，欧洲工人的胸中就涌起了绝大的希望。只是在今天，我们才明白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及其他）所散布的社会主义书报是何等众多；只有在今天，我们才开始了解这个运动的深度，才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以为是近代思想产物的学说，在那些年头就已经发展而且被人透彻地说出来了。当时一般共和主义者心目中的“共和国”与今日称为共和国的资本家统治的民主组织绝对不同。他们所说的欧洲合众国是指工人的兄弟情谊的团体，作战的武器变为生产工具，社会所有成员可以自由使用它们来谋全体的利益！——正如比埃尔·杜邦在他的一首歌中所说的“铁器归还给工人”。他们不仅要求刑法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而且特别要求经济的平等。在他们的梦想中，民族主义者们自已看到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匈牙利担当起领导深远的农业上与经济上的改革的责任。

巴黎6月暴动的失败、尼古拉一世的军队蹂躏匈牙利、法奥两国军队蹂躏意大利，以及全欧政治上与精神上的大反动就把这个运动完全破坏了。它的文献，它的成就，它的经济革命与四海一家的原则，在其后的二十年中被人忘得干干净净。

然而一个思想还残留着——这就是全体工人的国际的兄弟般团结的思想，少数法国移民在美国，欧文的信徒在英国宣传这一思想。几个出席1862年伦敦国际博览会的法国工人代表与少数英国工人所达成的谅解，便是这个在短时期内势力遍布全欧，囊括几百万工人的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起点。酣睡了二十年的希望再次觉醒了，号召工人“不管信仰、性别、国籍、种族、肤色的差别”，团结起来，宣告“工人的解放要由工人自身来取得”，用一个强大的联合的国际组织的力量来推动人类进化——不以慈善与爱的名义，而以正义的名义，以那些深知自己的目的与热望的人的集体力量的名义来号召。

1868年与1869年的巴黎同盟罢工曾多少得着外国（尤其是英国）来的少许捐款的援助；固然这两次罢工本身并无重大意义，而且法兰西帝国政府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压迫又是非常厉害，但它们却成了一个大运动的起源，发起这大运动的各国工人在各国政府互相仇恨之际公然起来主张全世界工人的大团结。全世界所有的职工实行国际的大团结，靠了国际的援助进行对抗资本家的斗争——这一思想，便是最不关心的工人也感染到了。这个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广布于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各国，鼓舞起许多又聪明、又活跃、又忠诚的工人投身战场，又从富裕的知识阶层中间吸引了少数优秀的男女加入它的阵线。这个从前没有人梦想过的力量逐日在欧洲增强起来，如果这个运动的发展不曾见阻于普法战争，那么也许会有重大的事件在欧洲发生，大大改变我们的文明的面貌，而促进人类的进步。然而不幸，德国的大胜造成了欧洲的不正常情况，刹住了法国的正规的发展达二十五年之久，将全欧洲投入了一个军国主义时代，我们至今还生活于这个时代。

社会问题的种种部分的解决方法当时在工人中间异常流行：如合作、国家支持的生产组合、平民银行、无利息贷款等等皆是。这一切解决方法都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各支部”，然后是各地方、各大区、国内以及国际大会上一一提出，又得着热心的讨论。协会的每次年会标志着对于要求解决的当前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在这些会议中所发表的明智的意见，以及种种会议上所传布的科学上正确的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这一切皆是工人的集体思考之结果）还至今未为人充分认识；然而要说如今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安那其主义”名称下流行的一切社会改建方案皆起源于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讨论与报告，也并非言过其实。参加这个运动的少数知识分子不过把工人自己在支部里，其后又在大会上所表白的批评与热望加以整理，给以一个理论形式而已。

诚然，1870——1871年的战争妨害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但是它并不能使发展停止。在瑞士的各工业中心还有许多生气蓬勃的协会的支部存在着，每一次会议总有几千个工人到场，在那里，他们公然与现在的那种工厂土地私有制度宣战，宣告资本制度的末日快要到了。在瑞士各地都有地方大会召开，讨论现在社会组织之最为艰巨、最为困难的问题，这些参加讨论的工人对于问题的知识之广博与他们的见解之深刻，比加入协会各支部的会员人数之众多更使中产阶级吃惊不已。迄今以前，在瑞士存在的所谓特权行业工人（钟表匠与珠宝匠）与粗工（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等等）之间的嫉妒与成见曾使得工人在劳资争论上不能有联合行动，如今这种嫉妒与成见正在消除。工人们越来越强调现代社会存在的所有分裂中间，最大的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裂，就是占有着资本的人与生来便无分文，不得不终身替少数特权者生产财富的人之间的分裂。

意大利，尤其是它的中部与北部，布满了协会的支部与分部；它们的人宣称力争了多年的意大利的统一不过是幻想。它们号召工人起来实行自己的革命——把土地归给农民，把工厂归于工人自己，废除压迫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因为这种组织的历史使命总是在保护和维持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西班牙，同样的组织遍布加泰鲁尼亚，瓦伦西亚与安达鲁西亚各地；它们与巴塞罗那的强大的工会联合，得到它们的支持，后者在建筑业中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协会有八万多个按期纳付会费的西班牙会员；西班牙的活跃的有思想的分子都包含在这里面了。由于协会明确拒绝参与1871——1872年的政治阴谋，因而引起民众的极大的同情。它的各省大会与全国大会的议事录和所发表的宣言乃是对于现状的严厉的逻辑性极强的批评的模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的理想之最明晰的表述。

在比利时、荷兰甚至在葡萄牙等国，这个运动也在扩张，而且使大批群众和比利时的矿工与织工中最优秀的分子加入了协会。在英国，各工会也参加了这个运动，至少是原则上参加。虽然它们没有声称主张社会主义，但愿意在大陆的工人兄弟同资本家直接斗争时，尤其是在罢工时予以支持。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已与人数众多的拉萨尔的追随者结成联盟，而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最初的基础已经打下了。奥匈两国也走着同样的路。至于法国，虽然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得势的当时（迫害协会会员的严酷的法令已经公布了）国际的组织不能在法国存在，然而人人都相信反动时代必不能持续久远，法国不久必将再度加入协会，而且取得领导的地位。

我到了苏黎世便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我又问我的俄国友人，我能够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更多的这个伟大运动在其他各国的情形。“去读书报罢”，这就是他们的回答。我的嫂嫂当时在苏黎世留学，她给我送来了大批的书籍和近两年来的报纸的合订本。我整日整夜地读着，因此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在我的心中，这些书报所唤起的潮水般的新思想，是和我在上街的那个整洁狭小的房间分不开的。从那个房间里开窗一望便是一道蔚蓝的湖水，湖外是留有瑞士人的独立战争的遗迹的山，还有旧城的尖塔；而旧城又是多次的宗教战争的战场。

属于社会主义文献的书在当时并不丰富。因为那是写给那些拿出一个铜板也很为难的工人读的，社会主义文献的主力就在小册子与报纸上。再说，一个人如果要求得社会主义的知识，那么他在书本中反而得不到多少他所急欲知道的东西。书本里所含有的乃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追求的理论与科学论据，却不提工人如何接受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些理想又如何实现。这样一来，我只得把报纸合订本从头至尾地读一遍——新闻与社论并读，也许新闻还比社论更为重要。这些报纸给我打开了一个社会关系与思想、行为方法的新世界，这种阅读使我们看见不能见之于他处的东西——即这个运动的深度与它的道德力量，人们感染学说的程度，他们愿将新学说实施于日常生活中的准备以及他们愿为新学说受苦的决心。所有关于“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进化必然是迟缓的”的讨论并没有多少价值，因为进化的速度只能用对于人类（我们如今讨论的正是人类的进化）之切近的了解来判断。如果不知道各部分之值，又怎么能计算出总数来呢？

我阅读得越多，便越看到一个我所不知道的新世界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世界是那些制造出社会学学说的学者完全陌生的。只有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且与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以后我才能知道它。因此我便决定这样生活几个月再说。

我的俄国友人也鼓励我这样做。我在苏黎世住了几天，便向当时正成为协会运动的一大中心的日内瓦进发了。

日内瓦各支部平时开会的地点是共济会的唯一馆。全体大会是在它的大会堂里举行的，可以容两千多人；另外，每晚在侧厅里开各种委员会和各支部常会，或者还有历史、物理学、工程学等科的讲习会。极少数几个加入协会的中产阶级人士（大半是法国巴黎公社的亡命者）负责免费教育工人。这是一个民众大学，又是一个民众会堂。

以唯一馆为中心的这个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是尼可拉·吴亭，一个乐观、聪明、活跃的俄国人；然而它的真正的灵魂却是一个深得人望的俄国女子，她在工人中远近闻名，人皆称她为奥尔加夫人；她是所有的委员会的原动力。吴亭与奥尔加夫人两个都热情地接见了我，给我介绍各行业的支部中的有名人物，并且邀请我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我去了，不过我愿意和工人在一起。我每晚手拿一杯酸葡萄酒，在工人中间和他们闲谈；不到几天，我就和好几个工人熟识了，其中一个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离开法国的阿尔萨斯的石工和我的友谊尤其深。他有儿女，恰和几个月前突然死掉的我的两个侄儿年纪相差不远；通过这些孩子，我不久就和这一家人以及这家的友人非常亲密了。我因此能够从内部来观察这个运动，而且知道工人对它的看法。

工人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国际运动上面。老老少少的工人作完了长长一天的工作以后便齐集在唯一馆，受零碎的教育，或者来听那些演说者向他们预言伟大的未来：那时候，生产财富所必需的一切工具皆将为人人所共有，人类全体将友爱地团结起来，不分什么阶级、人种、国籍。他们大家都希望有一场大的社会革命（不管是否是和平的）不久就将爆发，彻底改变经济状况。谁都不愿意有阶级斗争，但是他们都说，如果统治阶级由于盲目的固执己见使阶级斗争成为不可免，那就必须进行战争，只要它可以给被践踏的民众带来幸福与自由。

国际工人协会的急剧发展在工人的心上产生的效应——他们对于协会的信赖，他们谈起协会时的那种深爱，他们为着协会所作出的牺牲，这一切只有当时生活在工人中间的人才能够体会到。一周又一周，一年复一年，成千工人每天为它牺牲他们的时间和金钱，甚至节衣缩食来支持每一个集体，使报纸得以刊行，供给会议的费用，补助那些为协会而遭殃的同志们——并且还要出席会议，参加游行。国际工人协会的催人向上的影响也使我极其感动。协会的巴黎会员几乎全都戒了酒，而且全体都不吸烟。他们说：“为什么我要在我身上养成这个弱点呢？”那些卑下的琐细的东西在崇高的向上的鼓舞力量之下消失了。

工人们为了维持他们的劳工运动所作出的牺牲，决不是局外人所能明白的。公然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要身受雇主的不满，甚或一有机会即辞退他们而处于长期失业之苦境——这样做，非有绝大的勇气才行。纵使在最好的环境之下，像加入工会或进步的政党也需要不断的牺牲。为着共同事业出的几个铜板的捐款在欧洲工人的微少的家计中也是一个重大的负担；事实上，每星期必须拿出许多铜板来。时常出席会议也是一个牺牲。对于我们，花费几小时来开会倒是一件乐事；可是在那些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便开始劳动的工人，这种赴会的时间就非得从必要的休息时间中挤出来不可。

我觉得这种牺牲精神对我是一个不断的责备。我看到工人们的向学之心是何等迫切，而自愿在这方面来帮助他们的人又多么少。我看到劳动群众是何等迫切地需要那些有教养又有闲暇的人来帮助他们扩张、发展他们的组织。然而丝毫不带利用民众的孤立无助以造成自己的政治势力的野心来帮助民众的人又有几个！我逐渐感觉到我是应该与民众共命运的了。斯捷普尼亚克在他的小说《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经历》里说，我知道在每个革命家一生中都会有这样的一瞬间，当时某些情况尽管本身并不重要，却使他立誓要献身于革命事业。在唯一馆的一次会议上，我较前更加锐敏地感觉到，那些迟疑不肯把自己的教育、知识与精力拿来帮助非常需要它们的民众的人是多么怯懦。散会归来我就经历了这一瞬间。我对自己说：“眼前这些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且努力在求解放；然而援助他们的人在什么地方呢？那些愿意帮助民众而不利用他们来发展自己的野心的人在什么地方呢？”

然而后来我头脑中渐渐产生了对在唯一馆所作的鼓动之健全与否的某些怀疑。一个晚上，日内瓦著名律师A先生来参加会议，他说他以前之所以不加入协会，是因为他得先办好自己业务上的事；如今他在这方面已经成功，便来加入劳工运动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自白使我震动，当我把我的感想告诉那个石匠朋友的时候，他向我解释道，原来这位绅士在前一次选举中，极力争取激进党的支持，结果失败了，这次他希望寻求劳工的选票而当选。我的朋友最后说：“我们现在姑且接受他们的服务，但是一旦革命发生，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扔他们出去。”

过后，又举行了一次匆忙召集的抗议《日内瓦新闻》“造谣中伤”的大会。这张日内瓦资本家的机关报竟敢登载消息说唯一馆中正在策划阴谋，建筑工人将再度举行像1869年那样的大罢工。唯一馆中的劳工运动领袖便召集紧急大会。大会堂里挤满了几千个工人。吴亭要求到会的人通过一个决议。这决议的措辞在我看来非常奇怪。它愤然抗议的对象是毫无恶意的工人将举行罢工的报道。我不禁自问道：“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提示认作造谣中伤呢？难道罢工就是犯罪行为吗？”

吴亭急于要阻止一切讨论，便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公民们，你们如果赞同，我就把这个决议马上给报馆送去。”他正要走下讲台时，忽然会堂里有一个人站起来提议，还是应该先把决议讨论一下；于是建筑业的各支部的代表相继站起来发言，大意如下：工资近来已经减得很低，差不多不能够养活自己了，春天一到，活儿会多起来，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增加工资，如果增加工资的提议竟遭拒绝，他们打算举行同盟罢工。

我气极了，第二天，我便狠狠地责备吴亭不该那样做。我对他说：“你作为一个领袖，当然必定知道有人确实提到了罢工。”我很老实，毫不疑心那些做领袖的人的真正动机，后来还是吴亭自己告诉我说，这时候如果发生罢工，那么对于律师A先生的选举将是灾难性的。

我不能相信我所听到的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与我所看到的台下鬼鬼祟祟的操纵行为居然出于一人。我觉得泄气，便向吴亭说我想和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内瓦的另一个支部，即所谓巴枯宁派接触（“安那其主义者”这个名称在当时还不大流行）。吴亭马上写了一封信介绍我给那支部里的一个叫做尼可拉·尤科夫斯基的俄国人。他写好了介绍信，正视着我的脸叹了一声道：“你不会回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会和他们在一起的。”他猜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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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拉同盟——吉约姆——巴黎公社的亡命者——汝拉山中的钟表匠——巴枯宁的影响——我的社会主义纲领

我先到纽夏德尔去，随后在汝拉山的钟表匠中间住了一个星期左右。这是我和著名的汝拉同盟的第一次接触，在其后的几年中同盟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即把安那其主义的倾向引进到社会主义中来。

1872年，汝拉同盟正在反抗国际工人协会总评议会的权威。协会本来是一个工人组织，工人认为它是一个劳工运动，不认为它是一个政党。例如，比利时东部的工人就在章程里加入了非手工工人不得成为支部会员的条款；甚至工头也无入会的资格。

而且工人们原则上是联合主义者。他们以为各国、各分区、甚而至于各地方支部都应该任凭它们的意向自由发展。但是那些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旧派中产阶级革命家参加时还抱着从前中央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秘密结社的思想，他们便把这种思想介绍到协会里来。

在联合的和各国的评议会之外，协会还提名建立一个总委员会于伦敦，作为各国委员会之间的一个中介组织。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是总委员会的中心人物。然而人们不久便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中央集体本身就是很大的不便。

而总委员会又不肯仅仅以做一个通信机关为满足；它竭力想统治这个运动，赞许或批评各地方同盟与各地方支部的行动，它甚至还有支配会员的个人行为的野心。当巴黎公社暴动爆发，而“领袖们不得不随着行动”，对以后二十四小时内民众会把他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心中无数的时候，总委员会却坚决主张从伦敦发号施令来指挥巴黎的暴动。它要求每天向它报告有关事件，发布命令，赞成某一件事，或阻碍另一件事。结果证明：甚至在协会之内有一个统治机关也是不利的。后来总委员会在1871年举行的秘密会议中得着少数几个代表的支持，便议决指挥协会的力量来从事选举鼓动。这使人不免要想：不管其起源如何民主，任何政府总有其坏处。这是安那其主义的最初火花。汝拉同盟便是反对总委员会的中心。

我在日内瓦唯一馆中所见的领袖与工人之间的分离并不存在于汝拉山里。那里固然也有些人是比其余人更聪明，特别是更加活跃；但只此而已。詹姆斯·吉约姆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最博学的人；他当时在一家小印刷所里做经理，同时兼任校对。他由于任职所得的工资非常微薄，所以不得不在晚上把德文小说翻译成法文来挣钱，每十六页可得八个法郎——合美金一元六角！

我到纽夏德尔时，他告诉我说他不幸很忙，不能抽出哪怕几小时来和我作朋友间的谈话。印刷所那天下午正要发行一份地方报纸的第一期。他除了做校对人与共同发行人之外，还得抄写一千人的地址的封套，向他们赠阅前三期报纸，而且包封纸的人也是他自己。

我愿意帮他抄写地址，然而事实上办不到，因为这些地址不是存在他的头脑里，便是写在纸条上，字迹难以辨识。我便说：“好罢，我下午再到办公室来帮你包封报纸，你可以把这样省下的时间花在我身上。”

我们彼此很了解。吉约姆热诚地和我握手，这便是我们的友情的开端。这天下午，我果然到办公室去了，我封报，他写地址，就这样过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同时还有一个排字工人，他是巴黎公社的亡命者；他一面排一本小说一面谈话，他说不上几句话，便要夹一两句所排的小说中的文句在里面。比如：

“巷战非常激烈……‘亲爱的玛利，我爱你’……工人异常愤怒，在蒙马特耳像狮子一般地奋战。……‘他跪在她的面前。’……这样的战斗持续了四天。我们知道所有的俘虏都被加利非枪杀了——战斗越加激烈可怕。”他一面说，一面很快地按念出来的字句在架子上拣字。

直到晚上，吉约姆才脱下他的工作服，我们便出去畅谈了一两小时；过后，他还得回去编辑汝拉同盟的《会报》。

我在纽夏德尔还认识了马龙。他出身乡间，幼年当过牧童。后来他到了巴黎，学得编篮子的手艺，他和订书工人瓦林与木匠平狄同在工人协会相识，当拿破仑三世在1869年压迫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三人同是协会的法国方面的一支领导力量。他们深得巴黎工人的信任，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时，他们三人都得很多票，被举为公社评议会委员。马龙还是巴黎一个区的市长。如今在瑞士，他依然靠着编篮子为生。他在城外租了一间露天的小屋，每月只有几个铜板的租金。这小屋是在山坡上，他作工的时候还可以眺望纽夏德尔湖的大片景色。晚间他便写信，写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书，或者给劳工报纸写一点短论，——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著作家。

我每天都要去看他，听这个宽脸膛、勤劳的、稍稍带有诗人气息、沉静而又和善的人谈巴黎公社的事，他自己在这暴动中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他向我讲的正是他刚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败绩》中所描写的。

有一天早晨，我爬上山到了他的家，他满面红光地告诉我：“你知道平狄还在世上！这就是他写来的信：他在瑞士。”自从有人在5月25日或26日在土伊勒里宫最后一次看见平狄以后，就从不曾听到他的消息了；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隐匿在巴黎。马龙一面用手指把柳条编成一个精致的篮子，一面用他的沉静的、有时略带点颤抖的声音向我说，不知有多少人被凡尔赛的军队疑心为平狄、瓦林、他自己，或其他的领袖因而被枪决。他告诉我，全巴黎工人崇拜的订书工人瓦林和不愿在战败之后偷生的老德勒克吕泽以及其他许多人是怎样为人，怎样死难。他又向我叙述在资产阶级庆祝他们重回故都的血祭中他所亲眼看见的恐怖，以及杀害巴黎公社人质的拉武尔·利果带领的那伙人的复仇心。

当他说到青年们的英勇时，他的嘴唇也不禁战抖起来了；他向我叙述一个孩子的故事，讲着讲着他很伤心地哭了。原来一个孩子被凡尔赛军队捉住，要枪毙他，他要求监刑官允许他把身边的一只银表给他的住在附近的母亲送去。那个军官一时起了怜悯心，便放了那孩子去，多半以为他不会回来。然而一刻钟过后，那孩子居然回来了；他站在墙畔堆积的尸体中间，说：“我准备好啦。”十二颗枪弹就断送了他的年幼的生命。

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像读《地方裁判红皮书》时那样地苦痛；这一本可怕的书里所包含的，不过是伦敦各大报纸如《旗帜报》《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等等的记者于1871年5月最后几天从巴黎发出的通讯摘要，讲的是加利非所率领的凡尔赛军队所犯下的暴行。书中还引证了那张深恨暴动者大有食肉寝皮之势的巴黎《费加罗报》上的少数几段文字。我读到这些篇页的时候我对人类感到很深的绝望；如果不是我后来看到那些经历了这一切恐怖的战败一方的人并无憎恨之心，只深信着他们的理想将最后胜利，遥望未来时眼光中虽有悲哀却很镇静，而且准备忘掉过去的梦魇；要不是我看到了他们，我将继续感到绝望。这一切我在马龙的身上见到了，而且实际上在几乎所有我在日内瓦会见的巴黎公社亡命者身上我都看到了——后来在鲁意丝·密歇尔、勒弗郎塞、爱利塞·邵可侣以及其他友人身上我又重见了这一切。

从纽夏德尔我又到松威利叶。在汝拉山的一个小谷中有一排小村和小镇，那里的说法国话的居民当时完全从事于钟表业的各部分；全家的人都在小工场里作工。在这些小工场里，我见到了另一位领袖阿德麦尔·席威次加伯尔，我和他后来也成了极亲密的友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十多个在雕刻金银表盖的青年中间。他请我坐在一个凳子或是一张桌子上，我们很快就畅谈起社会主义、强权与安那其，以及国际工人协会的即将召开的大会来。

晚间刮起暴风雪；我们奋勇向邻村走去的时候，风雪吹得我们张不开眼，血管里的血液快冻凝固了，然而不管风雪何等厉害，这一晚的非正式会议依旧有五十多个钟表匠出席，其中以老人居多，都是从邻近的村镇来的，有的还来自七英里以外。

钟表业的组织是和别种行业不同的，它允许工人彼此相知很深，它允许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作工，可以自由闲谈；所以这个组织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钟表匠的智力发达之程度比那些自幼就入工厂作工，在那里度过一生的工人的程度高得多。在小的行业工人中，有更多的独立性与独创性。然而汝拉同盟的会员对于每个问题都力求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汝拉同盟中并无领袖与群众之分。这里的工人并不是被少数人领导，作少数人的政治工具的群众；他们的领袖不过是他们的更活跃的同志而已——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是发起人更为恰当。我在这些工人（尤其是中年的工人）身上所见到的识见之明晰与判断之正确，以及他们的解析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坚决相信如果说汝拉同盟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上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所主张的安那其的联合的思想之重要性，还在于汝拉钟表工人的健全的判断力所给与这些思想的解释。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那么这些观念也许还要停留很长时间才能跳出单纯抽象的境地。

汝拉同盟（尤其是巴枯宁）当时所开始体现的安那其主义的理论方面；我听到他们在那里陈述的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评（他们惧怕经济的专制远甚于政治的专制）；以及这个运动的革命的性质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的共鸣。然而我在那里工人中间所看见的平等的关系，思想与意见的独立性以及对于事业之绝对的忠诚，更深切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在钟表匠中间住了一个星期便离开了汝拉山。那时候，我对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已经确定了。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

我马上又到比利时去。在那里，我可以再一次把布鲁塞尔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运动与韦尔维耶制衣工人中间的独立经济运动相比较一番，结果只是更加强了我的见解。这些制衣工人乃是我在西欧所遇见的最投合的群体之一。

米哈伊尔·巴枯宁当时在洛加诺。我不曾见到他，如今深以为憾，因为四年以后我重到瑞士时，他已经逝世了。他帮助汝拉的友人明确了他们的思想，表述出他们的愿望；他更以他的有力的火一般的不可抗拒的革命热诚鼓舞了他们。他一看见吉约姆在汝拉山中罗克尔地方发刊的小报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唱起了独立思想新调子的时候，他便马上到罗克尔和他的这些新友人整日整夜地谈安那其主义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向；他为这张报纸撰写了一系列深刻而精彩的论述，指出人类的历史进步过程是走向自由。他把热情注入到他的新的友人中间；他创造了宣传中心，由此安那其主义逐渐散布到欧洲其他各地。

他到洛加诺去后，他在汝拉山所开始的工作便由汝拉人独立地继续做下去。他自己又在意大利发起了同样的运动，同时靠了和他同心同德的、天分极高的友人法奈里的力量，这样的运动也在西班牙发生了。“米哈伊尔”这个名字在汝拉人的言谈中间常常被提到，他们并不把他当作一个他的意见便是法律的领袖，只是当作一个人人敬爱的知心的友人。最使我感动的是比起他的智力上的权威之感化力来，巴枯宁的道德的人格之感化力更大。他们谈起安那其主义或者汝拉同盟的态度时，从不曾拿“巴枯宁这样说过”或“巴枯宁这样以为”的话来作一个解决问题的论据。他的著作与谈话并不曾被人当作法律看待，和政党中不幸常常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类以智力为最高裁判的事务中，参加讨论的人都各自发挥自己的见解。他们的一般主张与倾向也许是受了巴枯宁的提示，或者是巴枯宁从他的汝拉友人那里得到启发；无论如何，在讨论问题时，各人的议论都保持着自己的个人的特性，我只有一次听见别人把巴枯宁的名字当作一个权威来引用，这一点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谈话的地点与环境。有几个青年在几位女性面前谈一些男青年的事，有些话对女性不很尊重，座中的一位女子一下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叫道：“可惜米哈伊尔不在此地；要在，他会让你们认识你们自己！”这个为了革命抛弃了一切，活着只是为了革命，而且从他的革命观得出了至高至纯的人生观的革命家的巨大形象至今还鼓舞着他们。

我在这次旅行中带回了鲜明的社会学的观念，从此我就保留着这些观念，并且全力使之发展成为更确定、更具体的形态。

然而有一点却是我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的深思之后才毅然接受的。我清楚地知道要把维持生存与生产所必需的一切交到社会手中，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不管是交与社会民主党的“平民国家”抑或是安那其主义者所主张自由结合的团体之自由联合，总之，这个大变革一定会引起一个比历史上所记录的任何革命都要深刻的大革命。再说，在这样的一个革命中，劳动者所遇到的敌人并不是法国农民与共和党在十八世纪所攻击的那一代腐败的贵族了（其实连那一次战斗也是你死我活的）；而是中产阶级，他们在智力与体力上都要胜过贵族多少倍，他们手里又有近代国家的有力的机关供他们利用。

但是我不久又明白，在新理想还不曾深入那个自己的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有被袭击之危险的阶级时，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都不会发生。我曾目击过俄国的农奴解放，我知道如果不是地主阶级中大部分人明白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之不义（这是西欧完成的进化与革命的结果），那么，农奴解放之事决不会像1861年那样地容易完成。我又看到把工人从目前的工资制度当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中产阶级本身。现今的经济状态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也已经放弃了那种说法，即他有权利来保卫自己的特权了——至于这样的变革是否适合时宜，那是早已讨论过了，他们并不否认这类变革是深孚众望的，他们只问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新经济组织是否真要比现在的经济组织好得多；他们还要问究竟工人当权的社会管理生产是否会比现在那些唯私利是图的个人资本家管理好得多。

而且我又渐渐明白：革命（即加速的进化与急速的变革时期）之合乎人类社会的性质与现今文明种族中间不断进行着的缓慢的进化合乎人类社会性质相同。我又知道：每一次加速的进化与彻底的重建开始，或大或小的内乱便可能随之而起。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避免革命，而在于如何以最低程度的内乱，最少的受难者，与最低程度的相互仇恨而达到最大的效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社会中被压迫的部分对于他们所欲达到的目的，以及如何达到此目的等等问题应有极其明确的观念，而且他们应具有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热情；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他们一定会把掌握了历史上逐渐成长起来的特权的阶级中的最好最新派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

巴黎公社乃是一个还没有确定的理想就发生革命的可怕的实例。当1871年3月，工人做了这个大城市的主人时，他们并不去废除中产阶级所赋有的财产权。他们反而保护此等权利。巴黎公社的领袖们用自己的身体卫护着国家银行；当时工业由于危机已经陷于停顿，工人大众因而挣不到钱，他们却置之不顾，反而颁布法令以保护巴黎工厂主、商业机构的所有主、各房屋主人的权利。可是在巴黎公社被摧垮以后，中产阶级毫不顾惜这些公社革命者的要求是何等温和。法国的富人整天惧怕着工人会来攻击他们的财产权，在这种恐惧之中生活了两个月以后，等时机一到，他们便起来复仇，其对工人之凶残，与好像工人真正攻击了他们的财产权无异。差不多三万工人被屠杀了，不是在战斗中间，而在他们战败以后——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如果工人真正把财产收归社会公有，富人的复仇也决不可能比这更为可怕。

因此我得的结论是：在人类进化途中，如果某一时期冲突不可避免，内战亦全然违反特定的个人的意志而爆发，那么我们至少就应该使冲突不发生在含糊不清的愿望上，而在一清二楚的争论点上；不发生在那不能减少冲突的猛烈性的次要考虑上，而在那些打开人的宏伟眼界以鼓舞人的开阔的思想上。

在最后这一点上，斗争本身取决于枪炮的功效的程度远不如取决于社会改造中活跃着的、创造性的天才的力量的程度。问题的解决在于社会的建设性的力量当时是否采取一种自由的方针，取决于〔斗争的〕感召力是否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从而能赢得更多的同情，甚至那些作为一个阶级是反对改革的人的同情。斗争既然是在这样重大问题上进行，将会使社会气氛纯洁化，双方的牺牲者的数目肯定可以比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你争我斗的情况下要少得多，因为在后者，人的低下的本能就会为所欲为。

我就怀着这些思想回到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