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城市中的互助

中世纪城市之间的相似处和相异处 手工业行会 它们每一个的国家属性 城市对农民的态度 试图解放他们 领主 中世纪城市在艺术和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衰落的原因

中世纪的城市并不是遵照一个外部的立法者的意志，按照某种预先订好的计划组织起来的。每一个城市都是真正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永远是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的不断变化的结果，这些势力按照它们相对的力量、斗争的胜算和它们在周围环境中所取得的援助而一再地自行调整。因此，没有两个城市在内部组织和命运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单独来看，每一个城市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也是在变化着的。然而，当我们总览一下所有欧洲的城市，我们就会觉得地方和全国的差异消失了，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它们是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一种奇妙的相似之处。其居民是由粗俗的佣工和渔民所组成的苏格兰北部小镇；同世界各地通商贸易、沉溺于奢侈品、爱好娱乐及活泼生活的佛兰德富庶城市；由于对东方通商而致富的、在城垣内培养了高雅的艺术爱好和文明的意大利城市；以及俄国湖泽地区以农业为主的贫穷城市；所有这些城镇，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但是，它们的主要组织方式和促进精神，却都是出自一个极其相同的渊源的。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可看到相同的小公社和行会的联盟，围绕在母城四周的相同的“子镇”，以及相同的民会和相同的独立标志。城市的“保卫者”，在名称和服饰上虽各有不同，但都代表着相同的权力和利益。食物的供应、劳动和商业，都是按照极相类似的方式组织的。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都抱有极相类似的雄心；不仅如此，连在斗争中采用的方式，以及在记年、法令和公文中采用的格式，都是完全相同的。并且，它们的纪念建筑物不论是哥特式、罗马式或拜占庭式的，都表达了相同的愿望和理想；它们都是按照相同的方法设计和建筑的。许多不相似的地方只是时代不同的结果，各姊妹城市之间的真正差别在欧洲各部分都有出现。主导思想的一致和来源的相同，弥补了气候、地理位置、财富、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种中世纪城市作为一个明确的文明阶段来论述的原因。虽然我们很欢迎对各城市的地方差别和个别差别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各个城市相同的主要发展方式。

从最早的野蛮时期起就给予市场以保护，毫无疑问，这在中世纪城市的解放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虽说不是唯一的作用。早期的野蛮人是不知道在他们的村落公社中进行买卖的，他们只是在某些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日子同外人进行交易。为了使外来人在来市场的途中不致因两个血族之间可能产生的争斗而被杀害，所以市场永远是受到所有血族的特别保护的。市场设立在教堂的附近，它和教堂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卡巴尔人当中，市场迄今仍然和妇女们去井里汲水来往的道路一样，是阿纳雅；这两个地方，即使在部落之间打仗的时候也决不允许携带武器去的。在中世纪，市场普遍受到这种保护。在人们进行贸易的地方是不准许有复仇殴斗的，而且在它的一定范围内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在混杂的买者和卖者中间发生了争吵，就必须到市场的保护者——村落的裁判所或主教、领主、国王的法官——那里去请求裁判。外地来做买卖的人被看作是客人，而他就以客人的名义进行交易。即使是敢于在大道上必然劫掠商人的领主，也要尊重那坚立在市场上的界标（Weichbild），在界标上，有的挂着国王的王徽或一只手套，有的挂着当地的圣者的肖像或简简单单的一个十字架”，究竟挂哪一样要看市场的保护者是国王还是领主或当地的教会和民会而定。

不难理解，当市场的特殊裁判权不论是自愿或不自愿地让给城市以后，就可以发展成为城市的独立裁判权。城市的自由权利的这种起源，在许许多多的事例中都可找到它的痕迹，它对城市自由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打上了特殊的烙印。它使城市的商业部分占有优越的地位。当时在城市中占有房屋同时又是城市土地共有者的市民，往往组成掌握那个城市贸易的商人行会。虽然在最初每一个市民不论贫富都可参加商人行会，并且商业本身也好像是由整个城市的信托人为城市经营的，但这一行会却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特殊权利的团体。行会妒忌地阻止那些不久就开始涌进自由城市的外来人参加行会，并且把商业上获得的利益保留给很少的几个“家族”——他们在城市解放时就是市民。显然，这样一来就有造成商人寡头政治的危险。但在十世纪，尤其是在十一和十二两个世纪，主要的手工业者也组织了行会，他们的势力大到足以遏制商人寡头政治的倾向。

手工业者的行会，在那个时期是它的产品的共同贩卖者和原料的共同购买者，它的成员是商人，同时又是手工业者。因此，手工业者旧有的行会从自由城市的生活一开始就占有优势，它保证了手工业者以后在城市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事实上，在中世纪的城市中，手工劳动不是卑贱的标志；相反地，它带有在村落公社中所享有的高度尊重的痕迹。“秘传行业”的手工劳动被看作是对公民的一种忠实的义务：是一种公职（Amt），和其他任何公职是同样光荣的。对社会要“公正”，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要“正直”，这两种观念虽然现在看来好像十分夸张，但在从前是贯穿在生产和交换中的。他们在那时候这样写道，硝皮匠、桶匠和鞋匠所制作的东西，必须是“公正”的；手艺工人用的木料、皮革和线，必须是“实在”的：烤的面包必须“公道”，等等。这些话拿到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来使用，就似乎是有些矫揉做作和不自然了，但在当时却是很自然而真实的，因为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不是为不相识的买主生产的，也不是把他的货物投入不熟悉的市场上去卖的。他首先是为他的行会生产的，是为彼此都认识而且懂得这门手艺并在给每一种产品定价时能鉴别这种产品要用多少技巧和劳动的人所组成的兄弟会生产的。行会（不是个别的生产者）把货物拿到城市中去销售，城市又转而把外销的货物卖给有联系的城市的行会，并且对货物的质量负责。有了这样的组织，每一种手工业中的工人就都抱有不卖次货的雄心，而且，技术上的缺点和掺假行为变成事关整个城市的问题，因为，正如有一条法规所说的，“它们将破坏公众的信誉。”这样一来，生产就成了一种社会义务，在整个公职“amitas”的管理下，只要自由城市还存在，手工业者是不会陷入他们现在的恶劣境地的。

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差别，或者师傅和帮工（compayne，Geselle）之间的差别，在中世纪城市中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不过在起初只是年龄和技术之间的差别，而不是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差别么经过七年学徒时期，并且以一件成活证明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之后，学徒就可成为师傅。只是后来，在十六世纪当王权摧毁了城市和手工艺的组织以后，才可凭借单纯的继承或财富而变成师傅。但是，这个时期也正是中世纪的工业和艺术普遍衰落的时期。

在中世纪城市最初繁荣昌盛的时期，当佣工的机会是不多的，而当私人雇工的机会就更少了。织布匠、弓匠、五金匠和面包师等等，都是为本行会和城市工作的。当工匠受雇于建筑业时，他们是以临时组合的形式（现在在俄国的阿尔切尔中仍然是这样）而工作的，他们的工资是总付的。为一个师傅工作，只是在以后才多起来，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那个时候的工资也比现在的工资要多（甚至比现在的英国还要多），和十九世纪前半个世纪欧洲会地的工资比起来，那就更多得多了。梭罗尔德，罗杰斯已使英国读者熟知这种情况了，但是，正如法尔克和勋伯格的研究结果和许多偶然见到的迹象所表明的一样，在欧洲大陆也同样是如此。甚至在十五世世，亚眠的一个泥水匠或木匠和五金匠的工资也是四个金索尔（sols）一天，这个数目相当于四十八磅面包或一条小公牛的八分之一的价值。在萨克森，一个建筑业帮工的工资，用法尔克的话来说，是六天的工资可以买三只绵羊和一双鞋。暂且不说某些行会给教堂的捐赠以及它们在节日和盛会时所花费的金钱数字是多么庞大，就以帮工捐赠给大教堂的款项来说，也可证明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富裕的。事实上，我们对中世纪的城市所知愈多，我们就愈相信工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享受过像他们在城市生活极盛时期所享受的那种富裕和尊重。

情况还不止于此，不仅是我们现今的激进派的许多憧憬在中世纪已经实现，而且现在所谓乌托邦的幻想在那个时候也有许多已被人们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如果我们现在说工作必须愉快，别人就会笑我们，但是，中世纪库登柏格的一项法令就说：“每一个人必须对他的工作感到愉快，无论何人，不做工就不配享受别人辛勤制造的东西，因为法律必须保护人们的辛勤劳动。”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八小时工作日，所以提一下斐迪南一世关于帝国煤矿的一项法令，也许是有用处的。这项法令规定矿工一天的工作“跟古时候一样”为八小时，并且禁止在星期六下午工作。据詹生说，很少见到长于八小时工作时间的，而短于这个时间的倒是常见。罗杰斯说，在英国，十五世纪“工人每星期只工作四十八小时”。星期六休假半日，我们认为现今争取到的，其实只是一个古老的中世纪的制度，这一天是城市中大部分人洗澡的时间，而星期三下午则是帮工洗澡的时间。学校虽然不供给膳食（大概是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是饿着肚子上学校的），但是有几个地方有给父母无力供给洗澡费的孩子发洗澡费的习惯。至于工人大会，也是中世纪的一般特点。在德国，有些地方的同一个行业中的手工业工人虽然是属于不同的城市，但是每年要集会一次讨论与他们的行业、学徒年限、游历年数和工资等有关的问题；1572年，汉撒同盟的各个城市正式承认各行业有定期召集会议和作出决议之权，只要这些决议不违反城市关于货物质量的法令。据说，面包师、铸造师、五金匠、制革匠、刀剑匠和桶匠都举行这样的大会，像汉撒同盟一样，这些大会是带有一部分国际性的。

当然，行业组织要求行会对它的成员加以严格的监督，并且永远有特别任命的监督员来担任这个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只要城市还过着自由生活，便从未听说过对这种监督有所怨言；但是，当有了国家干预，没收了行会的财产，破坏了它们的独立，实行官僚政治以后，这种怨言就简直是不针其数了。另一方面，在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下，各种技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就是这种制度不会妨碍个人主动性的最好证明。事实上，中世起的行会像中世纪的教区、“街道”或“区”一样，不是被置于国家官吏管辖之下的公民团体；它是所有同一定行业有关的人员的联盟，其中包括原料的审购者、成品的销售者和手艺匠——师傅、“帮工”和学徒。至于行业的内部组织，只要和其他行会不发生抵触，则行会的大会就是最高权威，如果发生了抵触，则由行会的行会——城市——来处理。但它的内容远不止此。它有它自己的独立裁判权、武力、大会、斗争、光荣和独立的传统，以及它自己同其他城市中的同行业行会的联系；一句话，它是一个充分的有机的生命，这是只有具备了完整的生活机能才能产生的。当城市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行会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连队（Schaar）参加战斗的，它有它自己的武器（在后期还有枪炮，行会对这些武器十分爱护并加以装饰）和它自己推举的指挥官。总而言之，正如岛利或日内瓦共和国在五十年前是瑞士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单位一样，行会也同样是一个联盟中的独立单位。所以，把行会同现今丧失了所有一切国家主权的属性和只具有一两点次要职能的工会相比，正如把佛罗伦萨或布鲁日同在拿破俞法典下生活单调的法国小行政区和卡德琳娜二世城市法下的俄国城市相比一样，都是不恰当的。两者都有选举的市长，而且后者也有它的行业社团，但是相互之间大有区别——在佛罗伦萨和枫苔勒瓦或察尔夫珂舍斯克之间，或在威尼斯总督和向副省长的办事员也要脱帽行礼的现代市长之间，是大有区别的。

中世纪的行会是能够维护它们的独立的；但在后来，特别是在十四世纪，有几种原因（我们即将谈到这些原因）使旧的都市生活起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的那些行业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夺回它们在城市管理中应有的一份权力。在“新兴的”技艺中有组织的群众起来同正在成长的寡头政治夺取权力，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再一次打开了一个繁荣的时代。不错，在有些城市中这种起义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大批的工人遭到屠杀，例如1306年在巴黎和1371年在科伦的起义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特权迅速地衰落，城市逐渐屈服于中央的权力。但是，大多数城市仍保持了足够的活力，仍然能以新的生命和精力冲出这场混乱。它们又赢得了一个更新的新时期。新的生命被注入城市，并且它表现为优美的建筑纪念物、新时代的繁荣景象、技术和发明的突飞猛进以及导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新知识运动。

中世纪城市的生活，是一连串争取自由和维护自由的艰苦斗争。的确，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顽强的、不屈不挠的市民壮大起来了；的确，这些斗争孕育了对母城的热爱和崇敬，中世纪城市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这种热爱的直接产物。然而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城市要承担的牺牲是惨重的，并且还在它们的内部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分裂痕迹。只有根少数的城市是在会种有利条件具备时一举获得自由的，但这些城市也同样容易失去它们的自由。至于大多数的城市，则需要经过五十年或一百年，时常还要经过一百年以上的连续斗争才能获得自由生活的权利，而且还需要一百年的斗争才能使它们的自由获得巩固的基础，所以，十二世纪的特许状只不过是通向自由的阶梯之一。实际上，中世纪的城市是屈从于封建统治之下的国家中的有防御的绿洲，它必须用它自己的武力争取自己的地位。由于前章简赂提到的那些原因，结果使每一个村落公社逐渐落人世俗领主或宗教首领的控制之下。领主的房屋成了城堡，他的武装弟兄这时都成了亡命之徒，经常准备掠农民。农民除每周为领主工作三天之外，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才能取得播种、收获、悲欢、生存、婚嫁或死亡的权利。最坏的是，他们还不断地遭受邻近领主的武装匪徒的劫掠，这些匪徒把农民和他们的主人看成是一家人，把对他们主人的仇恨报复在他们的身上，抢掠他们的牲畜和谷物。每一块草地、每一片田野、城市周围的每一条河流和道路以及陆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领主的就治之下的。

市民们对封建贵族的憎恨，最典型地表现在他们强使封建贵族签署的各个特许状的指辞中。亨利五世被迫在1111年给斯帕尔的特许状签了字，使市民摆脱那“可怕的和可诅咒的永远管业法，因为这个法律使城市陷入了极度的贫困”（von dem scheusslichen und nichtswürdigen Gesetze, welches gemein Budel genannt wird，喀尔森的著作第1卷第307页）。巴容的习惯法是1273年左右草拟的，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先有人民而后才有领主。是数目多于其他一切人的人民，由于渴望和平才造成领主来抑制和打倒那些有势力的人的，”等等（参看吉力的《卢昂的建立》——Établissements de Rouen，第1卷第117页，据吕谢尔著作第24更引文）。提交国王罗伯特签署的特许状也是同样的典型。他不得不在其中这样说：“我决本抢夺牛和其他牲畜。裁决不劫掠商民，也不向他们勒索钱财或要求赎金。从报喜节（Lady Day）到万圣节（All Saints’ Day），我决不从牧场上抢夺雄马、雌马或小马。我决不焚烧磨坊，也不抢劫面粉……我决不庇护窃盗，”等等（普斐斯德发表了这个文件，吕谢尔又在他的著作中加以引用）。由伯尚松的大主教休格“批准的”特许状也有这种特点，他在特许状中被迫列举了由于他的永久管业权而产生的弊端。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是不能保持的，所以城市不得不到它们的城垣以外进行战争。市民们派遣密使到乡村去领导暴动；他们接纳乡村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体，直接和贵族作战。在意大利，遍地都是封建的城堡，那儿的战斗是很激烈的，双方拼命恶战。为了把附近的乡村从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佛罗伦萨连续进行了七十七年的血战，但是当战胜贵族以后（1181年），还要重新作战。贵族们又聚集起来，他们组成自己的联盟来对抗城市的联盟，并且又得到了国王或教皇的援助，因而使战争又延续了一百三十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罗马、伦巴底和整个意大利。

在这些战争中，市民们表现了英勇无畏和顽强的奇迹。但是，手工业者的弓箭和铁斧同穿甲胃的骑士交锋，是不一定能经常取得胜利的，并且，那些城堡能持久地抵抗市民们的巧妙的围城工具和坚持精神。有些城市，例如佛罗伦萨、波伦亚以及法国、德国和波希米亚的许多城旗，胜利地解放了它们周围的乡村，因而获得了特别的繁荣和安宁。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在不太强盛或者不那么富于冲动性的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疲于战争和误解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伙同起来出卖了农民的利益。他们强迫领主宣誓臣服城市，要领主们拆除他们在乡村的城堡，并且在城里修建房屋，居住在城里，变成同城市共同生活的市民（com-bourgeois, con-cittadino）。但是，领主们也得到了报偿，他们保持了对农民的大部分权利，而农民所得到的，只是减轻了一部分负担罢了。市民们不知道应当把同等的市民权利给与市民们依靠他们供给粮食的农民。在城乡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在某些情况下，农民们只是换了一下主人罢了，城市把贵族的权利收买过来，分成若干份卖给了自己的市民。农奴制被保持了，只是很久以后，到了十三世纪末，才由手工业者的革命结束了这种制度，废除了人身的隶属，然而同时也剥夺了农奴的土地。不消说，这种政策的致命后果不久就被城市感觉到了；乡村变成了城市的敌人。

对城堡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不好的后果，它使各个城市卷入了一场长期不断的相互争战，有一种论点（它到最近还极为流行）就是以这种战争为依据的，即城市之所以失去它们的独立，是由于它们本身的互相妒忌和争战。偏向帝国的历史学家是特别支持这种论点的，然而这种论点现在大部分已为近来的研究所推翻了。意大利的城市肯定彼此之间仇恨根深，互相激烈争战，但这样的战争，在其他地方就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不过，意大利的城市战争，尤其是初期的城市战争，是有它们的特殊原因的。这些战争（正如西士蒙第和费拉里所指出的）只不过是对城堡的战争的继续——自由城市和联盟的原则，不可避免地要同封建主义、帝皇统治制度和教皇制度展开一场恶战。许多只不过是部分地摆脱了主教、领主或皇帝的枷锁的城镇，为贵族、皇帝和教会所驱使而反对自由城市，贵族、皇帝和教会的政策是分化各个城市，武装它们，使它们互相战争。这种特殊情况（有一部分在德国也有反映）说明了为什么有些意大利的城镇是支持皇帝同教皇作战，而另外一些城镇则求助于教会以抗拒皇帝，所以它们不久便分裂成拥护皇帝派和拥护教皇派两个阵营，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每一个单独的城镇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分裂情况。

在这些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却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城市间那种轻易缔结的同盟，给予这些战争以完全不同的解释，并且推翻了上述的那种论点。在1130—1150年间，强有力的同盟已经成立起来；几年以后，当红胡子腓特烈侵略意大利，在贵族和一些落后的城市的支持下向米兰进军的时候，许多城市中的平民传教士鼓动起了群众的热情。克里马、庇桑札、布列西亚和托多拿等城市都来援救米兰；韦罗纳、帕杜亚、维桑札和特累维索城的行会的旗帜也飘扬在城市的军营上空，同皇帝和贵族们的旗帜遥遥相对。第二年，伦巴底同盟宣告成立，又过了六十年，我们看见有许多城市加入这个同盟，从而形成了一个持久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军费一半取自热那亚，一半取自威尼斯。在托斯卡那地区，佛罗伦萨领导了另外一个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包括了卢卡、波伦亚和皮斯托亚等城市，在摧毁意大利中部贵族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于较小的同盟，别更是常见。所以，虽然小小的妒忌无疑是存在的，彼此不合也很容易发生，但是它们均未妨碍城市联合起来共同保卫它们的自由，这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在后来，当独立的城市变成了小的国家，在它们之间才爆发了战争，这同国家之间为了夺取霸权或殖民地必然要进行战争一样。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相似的联盟在德国也成立起来。在康拉德王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当土地成为贵族之间争夺不休的牺牲品时，维斯特法伦的各个城市便结成了一个反对骑士的同盟，它的盟约的条款之一，是永不贷款给继续隐藏赃物的骑士。正如《瓦姆斯人的愤怒》（Wormser Zorn）一书所控诉的，当“骑士和贵族们以掳掠为生，杀害他们意欲杀害的人”时，莱茵河一带的城市（曼茵兹、科伦、斯帕尔、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便着手组织了一个联盟，不久，加入这个联盟的城市就有六十个之多，它们镇压盗匪，保持了安宁。以后，分成了三个“安宁区”（奥格斯堡、君士坦斯和乌尔姆）的苏比亚的城市联盟，目的也是相同的。甚至在这种联盟破裂以后，它们仍旧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这足以说明，当那些所谓缔造和平的人——皇帝、国王和教会——在煽起不和而本身又无力抵抗强盗骑士的时候，重建和平和统一的力量是来自城市。真正使国家统一的是城市而不是皇帝。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小乡村之间也组织了类似的联盟，现在，吕谢尔已经使大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我们不久可望知道更多得多的关于这些联盟的事实。佛罗伦萨周围的乡村结成了许多的小联盟，在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所属的地方也是这样。至于法国，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有一个联盟是由十七个村落组成的，它在拉纳存在了近一百年（直到1256年）之久，并且为了它的独立进行过艰苦的战争。在拉昂附近还有三个农民的共和国，它们宣誓采用的宪章同拉昂和士瓦松的宪章相似，它们的领士彼此接壤，它们在解放战争中互相支援。虽然总的说来，吕谢尔认为在法国于十二和十三世纪一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联盟，但是，关于它们的文献大都遗失了。当然，它们没有城墙的保护，所以易于被国王和领主摧毁；但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当它们获得一个城市联盟的援助和山脉作为屏障的时候，这种农民的共和国就变成瑞士联邦中的独立单位了。

至于城市之间为了和平安宁而结成的联盟，更是极为普遍。在解放时期建立的联系，以后就没有中断过。有时候，当一个德国城市的裁判（scabini）在审理一个新奇或复杂的案件时宣布他们不知道如何判决（des Urtheiles nicht weise zu sein），他们就派遣代表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请教判词。这样的事例在法国也可见到；我们知道，弗里和腊万纳两城市是许可它们的市民互相归化的，并且承认他们在两个城市中都享有充分的权利。把两个城市之间或一个城市内部所发生的争端，提交另外一个被请来担任仲裁的城市解决，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至于城市之间互相缔结商务条约，那是十分常见的事。为了规定商业用酒桶的生产和规格的联盟，如“青鱼联盟”等，是佛兰德的通商同盟以及后来的北日耳曼商业同盟这一类商业大联盟的真正先驱，单单是它的历史就可提出许多页的例证来阐明当时深入人心的同盟精神。中世纪的城市通过汉撒同盟对国际交往、航海和海上发现所作的贡献，比所有国家在公元最初十七个世纪里所作的贡献还要多，这一点几乎不需再说了。

总之，小的地方单位之间的联盟由共同的事业联合在各自行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盟和两个或几个城市之间的联盟，是这个时期的生活和思想的精髓。公元十一至十五这五个世纪，可以就是竭力在把联盟和团体的原则在不同程度上贯穿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和互援的时代。这种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团结了从前是四分五裂的人类，使他们获得了许多自由，使他们的力量增大了十倍。当有那么多的因素产生着狭隘的排他精神的时候，当有那么多可能的原因在制造不和和妒忌的时候，看见散布在广大的欧洲大陆上的城市有那么多共同的地方，那么欣然地联合起来追求那么多的共同目的，真是令人感到喜悦。它们最终还是为强大的敌人所压倒了；由于没有充分理解到互助的原则。它们自身犯了致命的错误。但是，它们之所以灭亡，其原因不是由于它们的妒忌，它们之所以有错误，其原因也不是由于它们之间缺乏联盟的精神。

人类在中世纪城市中所采取的这种新的行动，其成就是巨大的。在十一世纪初，欧洲的城镇还是一小群一小群的可怜茅屋，其间只点缀着一些低矮简陋的教堂，而修建教堂的人也几乎不知道怎样修造拱廊。工艺也很幼稚，大部分是纺织和铸造器皿；学术只能在很少数的寺院才可找到。三百五十年后，欧洲的面目改变了。陆地上星罗棋布地到处是富庶的城市，城的四周围绕着有碉楼和城门的巨大而厚实的墙垣，每一个碉楼和城门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们使得城墙十分壮丽。大教堂的样式雄伟，装饰华丽，它们的钟楼高耸入云，表现了庄严肃穆的气派和我们现在望尘莫及的大胆想像力。手工业和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如果承认工人的制造才能和作品的精细比生产的速度更为重要，那么，我们还不能夸口说我们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中世纪的城市。自由城市的船舶在南、北地中海上到处航行，再努一把力，它们就可渡过大洋了。在广大的地区上，富裕代替了贫困，学术已经成长起来，广泛传布。科学的方法已经建立，物理学的基础已经奠定，也铺平了通往我们现今引为骄傲的机械发明的道路。所有这些，就是在不到四百年的时间内在欧洲完成的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只有把十七世纪和十四或十三世纪加以比较，才能理解欧洲由于丧失了它的自由城市而遭到多大的损失。苏格兰、德国和意大利平原原有的繁荣已经消逝。道路荒凉残毁，城市人口大减，劳动成为奴役，艺术已经消失，商业本身也正在衰退。

就算中世纪的城市没有给我们留下证明它们的繁荣的文献，而且除了我们现今在欧洲各地——从苏格兰直到意大利，从西班牙的吉罗纳直到斯拉夫领士上的布列斯劳——所见到的建筑物以外，也没有留下别的东西，而我们也仍然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独立的城市生活的时代，是在公元中直到十八世纪末以前人类智慧最为发展的时代。举例说，当我们观看一幅中世纪描绘有几十个碉楼和高耸尖塔的纽伦堡的图画时，看到那些碉楼和尖塔个个都带有自由的创造性艺术的痕迹，我们几乎不能想象三百年前这个城市还只不过是一群可怜的茅屋。如果我们细细观看散布在整个欧洲——东至波希米亚和波兰现在的加里西亚的那些死城镇——的数不清的教堂、钟楼、城门和市政大厦的建筑和装饰，我们对这些城市将更为钦佩。不仅在艺术发祥地的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充满了这样的建筑物。在各种艺术中，建筑（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艺术）达到了顶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能达到当时的那种程度，它必然是从高度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中世纪的建筑所以能那样雄伟，不仅是由于手工艺的自然发展；不仅是由于每一座建筑物和建筑上的装饰的设计者都通过亲手工作的经验，知道可以用石、铁、青铜，甚至简单的木料和灰泥取得什么样的艺术效果；不仅是由于每一个建筑物都是一种“秘诀行业”或手艺所积累的集体经验的成果——它之所以那样雄伟，是因为它产生自一个伟大的理想。像希腊的艺术一样，它是从城市所培养的友爱和团结的观念中产生的。它有无畏的气派，这种气派只能得自大胆的斗争和胜利；它有生气勃勃的表现力，因为这种生命力充满于整个城市生活中。一座教堂或公共大厦，象征着一个宏伟的有机体，每一个泥水匠和石匠就是这个有机体的建造者，中世纪的建筑看来不是千万奴隶按照一个人的想象力的支配、各自听命而完成的孤独的个人杰作；所有城市中的人对它都有贡献。高高的钟楼耸立在一个本身就很雄伟、其中跳动着城市的生命的建筑物上，而不是耸立在像巴黎铁塔那样无意义的架子上，也不是耸立在像伦敦的“塔桥”那种用来掩饰其丑陋结构的石头的虚伪建筑。同雅典的卫城一样，中世纪的教堂是用来赞颂胜利的城市的伟大的，是用来象征它的手工业者的团结的，是用来表达每一个住在他自己创造的城市中的市民的光荣的。一个城市在完成它的行业革命以后，往往开始修筑一座教堂来表现它所产生的更广泛的、更阔大的新团结。

为建筑这些伟大的工程所用的经费是不成比例地少的。科伦大教堂开始的建筑费每年只有五百马克；一百马克的捐赠就被作为一笔巨大的敬献而要加以铭刻；甚至在快要完工、捐款也随之增多的时候，它每年的费用也只有五千马克左右，而且从未超过一万四千马克。巴塞尔大教堂的修建费同样也很少。但是，每一个行会都对它们的共同建筑物提供它那一份石料、人工和装饰的人才。每一个行会均在建筑物上表现它的政治观念，用石头或青铜来记述这个城的历史，歌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表彰这个城的同盟，诅咒城市的敌人永沉地狱。每一个行会都把它的爱灌注在这个城市的纪念建筑物上，用五彩玻璃窗、绘画和米开兰基罗所说的“配作天堂之门的门”，或建筑物中每一个极小的角落里的石头装饰来把这一建筑物装饰得富丽堂皇。小镇，甚至小教区，在这种工程上也和大城市竞赛，拉昂和圣都昂的大教堂几乎不次于里姆斯的大教堂或不来梅的市政厅或布列斯劳的民会的钟楼。“任何工程，如果不是为响应城市的伟大心灵的号召来构思的，不是按照联合在一个共同意志之下的所有市民的心愿设计的，城市都不兴建”——这就是佛罗伦萨市议会的信条；这种精神表现在所有一切城市公用的工程上，例如运河、高台、葡萄园和佛罗伦萨周围的果园、伦巴底平原上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以及热那亚的海港和水道，事实上，几乎每一座城市所完成的这一类工程，都表现了这种精神。

一切艺术在中世纪城市中都按照同样的道路向前发展，我们今天的艺术，大部分都只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艺术的继续。佛兰德各城市的繁荣基础，是它们所生产的优良呢绒。在十四世纪初的黑死病流行以前，佛罗伦萨纺织了七万到十万匹呢绒，估价为一百二十万金佛罗伦之多。贵重金属的镌雕、铸造技术、铁的精炼，这些都是中世纪各种技艺行会的创造，它们在没有有力的原动发动机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行业中制造了一切可能用手制造的东西。一切都是用芋制作的和创造的，用惠威尔的话说，因为：

“羊皮纸和纸张、印刷和镌版、改良的玻璃和钢铁、火药、时钟、望远镜、罗盘、改良的日历、十进法，以及代数、三角、化学、对位法（相当于音乐中的新创造的一种发明）；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那被诬蔑地称为‘停滞时期’的时代继承下来的东西”（《归纳科学的历史》第1卷第252页）。

的确，正如惠威尔所说的，这些发现中哪一个也没有阐明什么新的原理；但是，中世纪的科学成就的意义，超过了新原理的实际发现。它为我们现今在机械学中所知道的一切新原理的发现作了准备：它使研究家养成了观察事实和根据事实推理的习惯。它是归纳的科学，即使它还未能充分抓住归纳的重要性和力量；它奠定了力学和物理学的基础。佛兰西斯·培根、伽利略和哥白尼就是罗吉尔·培根和迈克尔·斯可特这些人物的直接继承者，正如蒸气机是意大利各大学在大气重量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和成为纽伦堡特征的数学和技术细识的直接产物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坚持讲述中世纪城市中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呢？难道在技术范畴中提出大教堂，在思想范畴中提出意大利语言和但丁的诗，还不足以立刻说明中世纪城市在它们存在的四百年间创造了多少东西吗？

毫无疑问，中世纪城市对欧洲的文明有着巨大的贡献。它们防止了欧洲陷入古代的神杖政治和专制国政治；它们赋予欧洲以多样性、独立自主的信心、首创精神和它现在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和物质力量，所有这些，充分保证了欧洲能够抵抗住一切来自东方的新侵略。但是，这些力图满足人类天性中的深刻需要，并且又是那么富于生命力的文化中心，为什么没有继续存在下去呢？它们为什么在十六世纪就衰落了呢？它们为什么在打退了许多外来的进攻，并从自己的内部斗争中获得新的力量以后，又终于为内忧外患所毁灭了呢？

其所以造成这种结果，是有许多原因的，有些原因在久远的过去就已经种下了根，而另外一些原因，则是由于中世纪城市本身所犯的错误。在十五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了按照古罗马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强大国家。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地区中，有些封建领主比他邻近的领主更为狡猾，更善于积累财富，更经常肆无忌惮，结果占据了更肥沃的私领地，有更多的农民在他的土地上工作，有更多的骑士做他的仆从，有更多的财富贮藏在他的金库里。他选择了一些地势优越、但是还没有接受自由城市生活影响的村落为他的住地（例如巴黎、马德里或莫斯科），他利用他的农奴把这些村落建成有极其强固的防御工事的王城。此后，他就以自由分配村落的办法吸引了许多武士，以保护贸易的办法吸引了许多商人。未来的国家的萌芽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以后遂开始逐渐并吞其他的类似中心。精研罗马法的法学家涌到这些中心来：在市民中间产生了一些顽强而雄心勃勃的人，他们既憎恨领主的横蛮，也憎恨他们所谓的农民的不守法。村落公社的形式是不见于他们的法典的，联邦制度的基本原则又被他们看作是“野蛮的”遗物而加以厌恶。于是，以虚构的公众意愿和武力为支柱的独裁主义就成为他们的理想，他们替那些答应他们实现这一理想的人努力奋斗。

基督教曾一度是反抗罗马法的，而现在则成了它的同盟，也在为独载主义效劳。想建立欧洲神权帝国的计划已经证明失败了。更聪明和野心更大的主教们，现在别支持他们认为可以重建以色列诸王或君士坦丁堡诸皇帝的权力的人。教会把它的尊严寄托在新兴的统治者身上，给他们戴上王冠，使他们成为上帝在世上的代表，把传教士的知识和政治才能，把教会的福音和诅咒、财富和它在穷人中间所取得的同情，都用来为他们服务。城市未能解放或拒绝解放的农民，鉴于市民无力终止使他们付出很高代价的骑士间的不断争战，这时便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国王、皇帝或大君身上，然而，当农民们帮助这些人摧毁了强大的封建主的时候，也帮助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最后，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侵入，在西班牙发生的反对摩尔人的侵袭，以及不久以后在日益成长的权力中心——伊耳德法兰西和勃艮第，苏格兰和英格兰，英国和法国，立陶宛和波兰，莫斯科和特维尔——之间爆发的残酷战争，都有助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强大的国家出现了；现在城市不仅要抵御领主的松懈的联盟，而且还要抵御组织强固、有农奴军队供其驱使的国家。

最糟的是，正在成长的专制政治在城市本身的分裂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中世纪城市的基本思想是伟大的，但它的范围不够广泛。互助和互援不能只限制在一个小的组合之内，它必须扩展到它的四周，否则周围的环境即将把这个组合吞并。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市民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不把在城市保护之下聚集起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看作是对城市的兴建有过贡献的人（他们确实是有贡献的），结果在旧市民“家庭”和新来者之间划出了鲜明的分野。前者把所有从城市商业和城市土地所得到的利益全部据为己有，使后者除了有自由使用自己双手的技能的权利以外一无所得。因此，城市便分裂成“市民”（或称“平民”）和“居民”。商业在从前是整个城市的。而现在变成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家庭”的特权，再下一步，就不可避免地将变成属于个人的或横暴的垄断组织的特权了。

城市本身和周围的乡村之间，也产生了同样的分裂。城市本来大可试图解放农民的，但正如前面所说，它对领主进行的战争，变成了从领主手中解放城市本身而不是解放农民的战争。它以领主不再侵扰城市并且成为市民的一分子为条件，让领主保持了他对农奴的权利。但是，为城市所“收留”并且现在往在城内的贵族，干脆就把从前的战争带到城区来了，他们不顾服从普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法庭，在街上照旧进行他们的仇斗。现在，每一个城市都有科伦那和奥尔西尼，都有奥菲尔斯托茨和威塞这样互相仇斗的家族。由于从他们现在还保有的土地上取得了大量的收入，他们在自己身边聚集了许许多多的随从，并且使城市本身的风俗习惯也封建化了。当市镇的手工业者阶级感到不满的时候，这些人便提供自己的刀剑和随从而用自由争斗的方式来解决分歧，不让这种不满找到从前可以找到的途径来解决。

大多数城市所犯的最大和最致命的错误，是把工业和商业作为它们的财富基础而忽略了农业。这样一来，它们就重犯了古希腊的城市曾一度犯过的错误，从而也堕入了同样的罪行。这样多的城市的疏远乡村，必然会使它们采取敌视乡村的政策，这种政策在爱德华三世、法国农民暴动、胡斯教派战争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时期中，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商业政策又使它们卷进了远方的冒险事业。意大利人在欧洲东南建立了殖民地，德国的城市在东方建立了殖民地，斯拉夫人的城市在遥远的东北方也建立了殖民地。城市开始维持雇佣军队来从事殖民战争，不久之后，又用它来保卫城市。债务之多，使市民的道德完全败坏了；每一次选举都关系到为少数几个家族的利益而推行的殖民政策，所以选举中的内争日益激烈。贫富间的界限愈来愈深，而在十六世纪，王权在每个城市中都曾从贫民那里得到坚决的赞助和支持。

城市制度之所以败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一原因比上述一切原因所起的作用都要更广大、更深远。中世纪城市的历史，最显著地说明了思想和主义对人类的命运有着多么大的力量，说明了在主导思想有了深刻的改变时，即将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独立自恃的精神和联盟主义、每一个团体的主权、政治组织的从单纯到复合，所有这些都是十一世纪的主导思想，但是，从那个时期起，这些观念就完全改变了。从英诺森三世时代起便紧紧地勾结在一起的罗马法学家和教会的高级教士，修于麻痹了奠定城市基础时的主导思想——古希腊的思想。他们在两、三百年间，从教坛、大学讲座和法官席上教导人们说，要想得救，必须求之于半神性权威统治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化国家；又说，能够成为社会救主的，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必须是一个人，他可以凭借救大众的名义。做一切暴虐的事情：把男男女女缚在火刑架上烧死，用难以形容的酷刑把他们折磨死，使整个整个的省份陷入最悲惨的境地。在一切国王的刀剑或教会的火刑或两者都能达到的地方，他们便真正以前所未闻的残暴手段大规模地对人们施行这种实际教训。由于不断重复和对公众强加这种教育，因而引起了人民的注意，使市民们的思想也被一个新的模子所决定。他们开始觉得，只要是“为了大众的安全”，无论什么样的权力也不算是过分，无论什么样的杀戮，也不算是过于残暴。伴随着这种新的思想方向和对个人权力的新信仰，旧时的联盟主义原则便消失了，群众的那种创造性的才能也死灭了。罗马的思想胜利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国家便随时都可把城市当作自己的牺牲品。

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就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从前，一次人民革命便是一个新进展的信号。现在，当陷入失望状态的人民起而反抗的时候，他们再也没有建设性的思想了；从运动中不能产生什么新思想了。市议会的代表，由四百名改为一千名，共和政府的执政，由八十人改为一百人：但是，数字上的革命是无济干事的。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随着爆发了新的起义。他们求助于一个救主——“霸主”；于是他就屠杀暴动的人，但是城市体制的分崩离析却更甚于从前了。佛罗伦萨的人民在一场新的起义之后，去求教于最孚众望的吉洛尼摩·撒福纳罗拉时，这个僧侣的回答是：“啊，我的市民们，你们知道我是不能参与国事的……纯洁你们的灵魂罢，如果你们能在这样的心情中来改革这个城市的话，那么，佛罗伦萨人啊，你们便可在整个意大利发动革命了！”在欢节的面具和有毒害的书籍被焚毁了，通过了慈善条例和反对高利贷的法令——佛罗伦萨的民主政治依然是从前那样。旧时的精神已经一去不返。由于过分地信赖政府，人们就不再信赖自己，他们无法打开新的出路。于是，国家只要出来摧毁他们最后的自由好了。

然而，互助和互援的潮流在群众中间并未消逝，即使是经过这些失败以后，它依然在奔流。它以磅礴之势起而响应初期改革宣传家的共产主义的呼吁，即使在群众未能实现他们在革新的宗教灵感下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并且陷于专制政权统治之下的时候，互助的潮流依然存在。甚至目前，它仍在继续奔流，它竭力想找到一个新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中世纪的城市或野蛮人的村落公社和蒙昧人的氏族，而是从所有这些形式中产生出来的、在更广泛和深厚的人道观念方面比它们都优越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