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的点，南方的面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边缘和刀刃也是。在英文中，edge一词同时捕捉住这两种意象。被挤压的角落，却锐利无比。披荆斩棘的利刃，收鞘后也只能停在虚假的威仪里。

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Weller）在书写台湾时很形象地用edge形容台湾发展时地缘上的刀沿和边界。这个词也在朱苑瑜（Julie Y. Chu）《信用的宇宙论》一书中为福清移民的终点（destination）和命定（destiny）所赋形。海南、台湾和曾被视作岛的福建一样，以大陆视角而言，都是比岭南更南的南方，是与国防边境过近而使资本首鼠两端的机关，也在某种反转后被赋予名为开放的南方证明。而这种反转何时有效？作为一位80年代发轫的作家，他的作品在90年代活跃而作者却销声匿迹，在他写作最为有效的今日，本篇文章决定认真研究他的溶解。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多恩的布道词在疫情初期成为广为引用的名句。反过来也一样。没有人是一片大陆，一部分的整体，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海南开发反复出现的野望和挫折不能离开更大的政治环境，中央政策的来与去，特区化所形成的时空差，冷战后期开始全球化的进击和彳亍。但反复谈论这些大词是否只是在捕捉锥子的影子，此刻去追问布和每片纤维的感受，也是去检审看似统一的大潮下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和依附，让特区从“成功特区”的经验里解放。这是他的写作之于海南最大的意义。我阅读他的私人情结则来自他和我缺乏当代意义框架的故乡江西，我们都知道即使不是岛，一片土地也可以在反复的改革中经历劳动与收获，节日与生活，疯狂和拯救。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点和面也是。三亚是天然的目的地。2022年初从北京飞抵三亚的那一天，我的身体在机场脱下秋裤的那一刻见证了天涯海角如何从航图上靠近的点化现为燥热的椰风海景。之后的旅程中，我和时代美术馆一班同侪和美术馆邀请的诸友一同搭车，行至他所到过的陵水、五指山、儋州、万宁和海口。我们都低估了一座大岛可以容纳的温差。交叉感染的感冒身体性地提醒着我们，这是一段比线更宽的旅程。在临近海口的昌江，我几乎病愈，才想到恒温而健康的司机师父马上将返回三亚，他们的旅程注定是环形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其中一位司机是他的老乡，90年代初从江西来海南务工，干过会所的保安也承包过农场的灯笼椒林，另一位则是海南土著，可能是逐渐淡忘底盘的黎远平。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一条由充满了好奇心的小生物组成的闪亮的边镶在西蒙尸体的四周；在星座稳定的光芒的耀之下，它本身也是银光闪闪的，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飘向辽阔的大海。

—— 威廉·戈尔丁《蝇王》

从他留下的那份自述，我们知道，大学即将毕业时他第一次阅读了《蝇王》。他甚至还记得小书摊上摆放书籍的秩序。国学大书摆在后头，面上是陈鼓应的老庄注释。迎着读者的那一侧：戈尔丁的小说和奥威尔与柏拉图比邻，还有手抄的尼至哀（这是王国维译的尼采），堆在四卷本的《浮士德》上。一张牛皮纸板上，用毛笔写着“启蒙”和“人性”，他不太记得这两个词孰上孰下，谁压倒了谁。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青年左顾右盼的模样，他们似乎与一切文学传统都有联系，能永远从一个虚无的中心出发，抵达一切，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的不同象限上纵横捭阖，斜率是解放。

读毕，他立即明白了西蒙的死印证了一场残酷的人性实验，专治和野蛮压倒了民主和文明；而岛屿是见证者。类似的形构在他同样读过的索福克拉斯与米兰·昆德拉里也存在。可这并不重要，困惑他并终其一生使他困惑的是，潮水、岛屿和地球的比例在小说中如此逼仄。他从未见过岛屿，却无比能否定一切关于岛屿的老旧草图。对这一地理型态的感知，他能依仗的是文学作品中轮回出现的乌托邦和军事基地，还有专业教育上所要求熟记的类型学（大陆岛、冲蚀岛、珊瑚岛、火山岛、冲击岛），还有纵贯八十年代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到《魂斗罗》的亚文化息壤。这几套语言他都从未充分信任，尤其是当他着力想象岛上居民的劳动与收获，节日与生活，疯狂和拯救。当然，公平地说，戈尔丁也从未声称自己要描写真实的岛屿，因为这位老兵更熟悉的是真实的毁灭。同样公平地讲，作为地理专业的文学爱好者，他恐怕并没有条件了解戈尔丁曾在二战时为皇家海军服务，在服膺古希腊悲剧前参与过追击俾斯麦号的战役。粗粝且锈迹偏颇的铁幕已经在80年左右的中国松动，但还是隔开了他与这位作家彼此复杂的心灵。是的，当书摊同时向他兜售戈尔丁和奥威尔时，这部小说已经被置换成了“人性”和“宿命”间单薄的除法，必将相等于潜在的核冬或虚浮的冷战。以此来看，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也只是寒空中必然出现却无的放矢的花火，他的雀跃可以理解，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困惑。以后见之明，不难判断，他的困惑发酵——或者热情燃烧——尚且需要更大的容器。

容器很快就出现了，海南岛，地球上第42大的岛屿（排除澳洲），黎民的腹地，海防的边疆。1980年6月底中共中央的“海南问题座谈会”上提到要将海南的经济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法，给以较大的权限”。在改革开放的辅助线里，这个岛被描绘为另一个深圳，大写的香港，或与台湾竞争的制度实验田。被略去的则是这座岛本身的动量和纵深，黎峒到海滨盐田间的古道和新径，华侨农场里橡胶树和灯笼椒的生长期，三亚回辉族赞颂词里占婆语的余音。上岛之初，他也发现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闷热而空无，且远离几乎还不能被称之为市区的海口府城，几乎注定将热情导向那些地图上空白的板块、土地或者未来。

这种躁动是他写作的前提，拒绝和这一时期的氛围协定稳定的热容则是他的伦理。《猴岛》是他这个时期写作的代表。这是一篇接近十万字的调研报告，开篇的导语直击主题，陵水南湾猴岛的旅游开发潜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字的一部分在领导未来的讲话中毫无生机地大放异彩，另一部分则滞留在这位建省前海南行政公署宣传部新晋科员的说出——或听到的呓语中。

旅游开发调查组走后，第二天，一位在湾内养鱼的疍民带我再次上岛，我们攀着枝蔓未开、若有若无的一条小路，划开了新买的的确良，也避开了旅游开发规划中的石阶和缆道……

猴岛对一般疍民而言是淡水的水源，并不陌生，而老黄了解得更多一层。他告诉我，岛上大约有十几个猴群，每群有几十到数百之多，有猴王，但每年轮转，胜者为王。前几日领导也就此提起过邓公的“猫论”。老黄对此不以为然，他前几天取水时刚围观了一场猴王之战，猴子从不以命相搏……

昨日王导游留下的一篮子桃散落在地，并不是海南猕猴真正青睐的食材。但篮子已获二次利用，一头受伤的公猴正在上面休息。这是去年的猴王，篮边尖锐的篾头已被小心地拔开，它疲惫但并不焦虑，别的猴子在周围嬉闹，有时候也去给它梳毛，是玩乐也是为了彼此取暖。它前几日还怒目相对的年轻对手在猴群边上休息，像孕育熔岩的雪山，几乎应和着败者呼吸的节奏……

他并不迷恋小国寡民的秩序，事实上，猴子的密集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最终被它们发现的时刻，比起丛林潜伏，更像迪厅偶遇。他仓皇而逃。

而事实上，逃跑并不必要。一段难辨真假的自白过后，文中的叙述者重拾勇气，讲述了故事的另一段。他们并未逃走，而是被猴子半胁迫半邀请地请入了猴岛的中央温泉。这本是另一群猴子的底盘，但这才发现猴子的社会组织非常松散，虽然会标记领地，但也有诸猴共享的场所。不同群的猴子对他们的到来反应不一，一只上了年纪的前猴王向他们搭话——老黄的翻译或者虚构使之得以可能。交谈在温泉的氲氤中进行，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和猴子赤裸相见。话题也到了黑猫白猫的理论。老猴并未见过灵活的猫科肉食种，但见过老鼠。它们对狩猎表示了朴素的认可，但对人类对捕食的单一想象，猴子颇为质疑。无论是黑猫还是白猫，捕到老鼠之后理所应当彼此分享。他意识到很难传递所谓“好”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猴群有充分的差异概念。族群是分开的，但投奔也十分常见。照料而非竞争是差异的结果——也重塑着差异的边界。报告的最后，他们看到老猴去安慰前述那位刚刚下台的猴王——即便因为分属不同的猴群，它们的口音和触碰彼此的爪型尚磕磕绊绊，他也能听到不同于另一位老人后来南下画圈的智慧。

83年是戈尔丁因为他以娴熟的“现实主义”和“神话”、“对当今世界人类境况的描写”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年份。这也是《猴岛》“偶然”从大院流出，广为传看的那年。如果说戈尔丁的世界是因逼仄而成立的寓言，他的书写是一部穿墙而过的杰作。这不是调研，但在调研的意义上，《猴岛》相比他那位著名老乡7年后出版的《灵山》更加无情，更加不计较人心单向的平和和自由。拒绝狭窄的“人性”也就是拒绝80年代后中国文学过犹不及的作者与强者呼应的声音。报告中的他和猴子与疍民老黄一样，是另一种意义上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者”。而就像人与动物（当然也是动物与动物）之间毗邻指缝和毛发的交流一样，这种不可靠的声音尤为可信。因为信任是矢量而非数量的，但也绝非线性的，而顺着交互中的抚慰、倦怠、冲撞和原谅而不断塑形。

海南是什么形状的？是自在漂流的岛？还是溶解一切的洋？在中央眼中，海南是一块必须加速的陨石。1983年是海南开始逃逸现实和神话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日，著名的“中央11号文件”，即《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转发全国。会议提到海南的诸多特区政策，多与外商、外资和外汇有关。除了外资项目减税、免征关税、与外商合作开发旅游业和矿产资源等政策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可以使用外汇留成进口海南市场短缺商品，包括国家控制的17种商品。”

这是所谓“汽车事件”的重要背景。为了快速赚取特区启动需要的资金，海南行政公署领导雷宇麾下的海南“利用”“中央11号文件”，“纵容”全岛倒卖汽车。他两位年长的准同行，享受国务院财经津贴的两位知名财经记者邓加荣和张胜友曾经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命运狂想曲——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里，以现在读者有些难以理解的热情劲头纪录过发生在84-85年的这一社会戏剧，也引用了诸多当时媒体的报道口径：

一九八四年秋,

西方世界的传播媒介突然披露一则爆炸新闻：

根据人造卫星捕获的信息，中国南海的北部和琼州海峡两岸，已变成了一片钢铁海洋，中共正频频调动数以万计的坦克，即将投入到越南战场。消息是惊人的，象一片乌云压向人们的心头。然而，有惊无险。排列成方阵跨越大海的钢铁洪流，不是坦克，而是汽车。

……

还有一家报纸

更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人欲横流的情状：

在海南岛开始炒卖进口汽车那一段时间，香港不少投机商人闻风而动，东飞日本，西扑海南，低价购进，转手倒卖，赚取高额利润，当时一部十二座日产面包车，在香港售价仅值五、六万港元，但在中国国内，则以一万元一个座位计价，一部十二座面包车卖到十二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十多万元港币。怪不得香港投机商人蜂拥而来。有些投机商人转瞬间便腰缠万贯，变魔术般地一跃而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新华社以《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事件真相大白》为，详尽报道了中央联合调查组检查海南汽车事件的前后经过和处理意见。报道中说：“3月5日，共批准进口汽车八万九千多辆（90%以上是小轿车、面包车），已到货七万九千辆，批准进口电视机二百八十六万台，已到货三十四万七千台……”这些物资显然不是海南岛的建设和海南岛人民消费所容纳得了的，而且多数是海南岛建设所不需的（如小轿车、面包车）。实际上，进口的汽车已有一万多辆被倒卖出岛，销到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

“海南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出岛，冲击了国家计划，冲击了市场，违犯了外汇管理规定，破坏了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这些写作完全也可能出于他笔下，但他最著名的作品《底盘》文笔要节制得多。小说的主人公黎远平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复员回到海南，在部队习得了车辆机械的基本知识，为港商所雇从事车辆走私的汽车切割工作，为了给他落病的女儿筹钱。点出这一略显俗套的理由是必要的，钱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总是和需要紧密相连，是鸡蛋和学费间的距离，而非货物两端的差价和资本。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一距离并不会迈出村镇票据经济的小循环内。甚至疾病都大多不会被当回事，只有对战场上回来的人而言，疾病是没有链桥的峡谷，而黎远平决定越过去。他的家乡位于海南西部儋州的洋浦，距离海南南部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尚有一段距离。洋浦岸上荒芜，水下则有深港，是海南开发的预留地，也因此农民自发的土地开垦颇受限制。对于这里的一位复员老兵而言，汽车并不在需要的范畴，汽车两端的魔鬼和拜物教才是。

这一乡土背景是小说的底盘。因此，小说中粗粝的机械感并没有拧上南方故事常有的港片味。当港商带黎远平第一次进入车间，有一大段近似《白鲸》第三十二章《鲸类学》的细节描写——这在当年夹在寻根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家里并不多见。我们能地感觉到触碰走私车切割部件的是黎远平刚从枪管上退下的手和稍有斜视的左眼。这种精确带来的后果是不安。将国外的新车分割成小块，作为垃圾过关，再重组，有时候一辆车会变成两辆车，有时候走私车会在过境中重新喷涂外漆，更换内饰，脱胎换骨。这些走私车行业常见的切割术就像一台精巧的刑具，面对它，黎远平的不安不是害怕，而是他接触底盘时不由自主地共鸣的那种震颤。这种雷宇们从未感受到的震颤，驱动着本书最动人的几章，在其中，他将车的底盘藏在家里的老门板背后并试图向妻子辩解，他被求车心切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干部所恭迎，他驾驶着有问题的车带着女儿离岛求医。

《命运狂想曲》代表了那一批汽车文学的主流，试图赋予雷宇以“人性”，这个他从未失去的东西，需要以向“命运之神”——或者这词背后真正左右命运的强力——的挑战来展现。

猛士悲歌唱大风。你是一个敢于向命运之神挑战的人，你也遭受到了命运之神极无情极严厉的惩罚，但你承受了一切，你没有颓然倒下，你站着仍是一个昂昂然七尺须眉男子汉。人生苦短，在你的身后，留下了一串谜也似的脚印；在你的身前，相信还会有谜也似的前程。

那么，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由人民评说！

由历史评说！

他并不想——也无法成为评说“人性”的人民和历史。这倒不是因为文学上的惜羽，而是他再也不相信“千秋功罪”的量纲。他是否参与过海南的汽车走私？抑或配合中央巡视组对此进行调查？比起引导雷宇们走向原告和被告的转向灯，他的立场——如小说的标题所言——更接近这个岛当时的底盘。这一次，不需要猕猴和疍家老乡告诉他，一岛的升腾或沉沦并不取决于人性的加减。用这位理科生小说所特有的八十年代魔幻数理化语言，黎远平的不安早已告诉他大岛是承重的面而非应力的点。复杂实验总是不关乎单线的成败，而是因那些意外溢出的蒸汽、溶剂和连锁催化反应而有意义。就这样，他让黎远平的数个结局相互碰撞：1）逃入黎区，再打入华侨农场，捣腾橡胶生意，那是日后会所产业和房地产潮的第一桶金；2）回到洋浦，在89年洋浦事件的“主权之争”下参与民间测绘，等待不知何时会到来的那一次洋浦大开发；3）甚至“改邪归正”又“误入歧途”，以他几个最终成名的大学同学为模板，意外成了下海办报的作家或出国读书的第一代文化人类学者。这些以不同型态下凡的黎远平并未被他写入缧绁囹圄或生死别离，他们几乎构成了一张网，代替他写作。这也许是《东方洪堡》《航天碎片集》《海南纪实诗》《聶海花》等作品里作者笔名十分相近却并不统一的原因。

诸多黎远平中，结局2的那一位尤为值得一提，因为我们能读到的那份自述就由其所见证和补完。里面最终提到了他的归宿。那年的一系列事件后，全国牵连海南政坛和媒体界大地震，他是写手也是读者，他想做纸而非笔，可最终成为是协助要人逃走的贵人也是没能保全更多人的罪人，他对此遗憾——是真诚面对政治和文学而非实验者本位的遗憾。最终，在黎远平补完的自述中，他没有被捕，也不太远逃离，他要溶解在这南方的岛与海面：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他也变成他们，围绕着他却很快散开，溶解在这座岛和周围的洋和屿之中，不再是善写的点，而是可测的面，像无数防波堤和投机者那样等待下一次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