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DJ上海Disco

80年代，夜場熱鬧，當時年輕人哪捨得走？

香港曾经是座不夜城。黄子华的栋笃笑用“7-11主义”形容90年代香港的娱乐之多，由黄昏下班到翌日清晨可以无间断直落。70年代末起，Disco、酒吧、“Noon D”（午间Disco）等娱乐主导年青人的消遣，亦催生了一批DJ，他们不但在不夜城中每晚献技，有些人更曾经与上海结缘，成为最早一批改革开放年代，把种种娱乐文化带到上海的人。

香港DJ教父Andrew Bull大半生先后在香港、上海发展事业，他形容香港影响了大陆，大陆又会影响香港，渐渐两者产生了crossover。DJ Tommy年轻时是第一个到上海驻场的香港DJ，辗转成为另类老上海；DJ Thomas在上海短暂的日子，目睹六四事件前夕的光景；DJ Hyphen是后起之秀，试著要在愈加数码化的年代找到自身定位。

香港、上海双城映对，数十年后各有起落。也许你们的父母，曾在他们的派对中认识。

80年代，香港不夜城

来自英国的Andrew Bull是香港DJ界教父级的存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父亲工作关系而来港，14岁仗著1米9的身高，混入半岛酒店的“The Scene”当DJ，而越战美军来港休假时带来美国白人与黑人音乐文化，深深影响了他。

▲ Andrew Bull在尖沙咀创办的Canton Disco，首创“Noon D”，吸引不少年青人往来，可说是香港上一代的社交圈和流行文化圈。

70年代，香港的本地音乐文化主要从外国而来。1972年Bee Gees来港演出之前，香港已涌现不少华人乐队写英文歌，唱英文歌。时值越战，美军在越南战场服役3个月又死不去，通常会到香港放假，半岛酒店的“The Scene”和尖沙咀汉口道的“Yellow Submarine”是当时美军最爱去的地方。

1985年，Andrew在海港城四期开设“Canton”，是一代香港Disco重镇，每星期七晚，加上每周六、周日推出下午时段“Noon D”，他四出邀请国际知名DJ、歌手、音乐家到香港演出，令一代香港年青人为之疯狂。本地代表有张国荣、梅艳芳、Beyond乐队；英国的Pet Shop Boys在1989年虽未有正式在香港演出，也曾跟Andrew Bull情商借来场地排练。

他一方面透过“Canton”带来国际最新音乐潮流，培育一代香港青少年音乐品味、娱乐文化，一方面透过举办演出，累积了丰富人脉。于是他2003年搬到上海定居，改为发展品牌宣传事业，走过上海最光辉的年头，现在又回到香港定居。

周五晚上，Andrew穿著“为人民服务”T-shirt，跟年青的英国侄子在文华东方酒店的房间准备。回到香港后，68岁的他以老带新，每周五在文华东方酒店25楼“The Aubrey”举行“Aubrey after Dark”派对，挂起耳机和侄子一起打碟。他的侄子向他展示一个朋友的Instagram，原来刚好有朋友到了香港，正好叫他一起来派对玩。

▲ Andrew Bull穿上“为人民服务”T-shirt，68岁的他以老带新，每周五在文华东方酒店25楼“The Aubrey”举行“Aubrey after Dark”派对，挂起耳机和侄子一起打碟。

“当年Canton就是一个没有Instagram的社交网络，或者说，Canton本身就是一个社交网络。你不必发信息问朋友要不要来，只要你来到Canton，你就会找到你的朋友，认识到志同道合的人。”他说，Facebook上有个Canton的群组，尽管不是由他开设，但也吸引了过5000名旧雨新知分享在Canton的回忆。“无论后来那些青少年成为大亨或醉汉都好，那时在Canton建立的联系仍然很强。”

80年代的香港，凌晨时分，“Canton”的DJ、酒保下班后不愿走，会转场到附近的酒吧Malibu继续喝酒。DJ Thomas当时就在Malibu打碟。

联络到Thomas的时候，他50多岁，在中环加州大厦顶层的“Faye”上班。当DJ吗？顶著一头金发的他摇摇头说，前几年心脏有问题动了手术，加上年纪大了，现在很少打碟，在“Faye”退居幕后，当音响工程师。

他热爱驾电单车，Instagram上照片多的是跑车英姿，外表看上去远比实际年纪年轻。加州大厦位于兰桂坊的中心，顶层可以尽收中环到九龙尖沙咀的夜景，他却记得，年轻时香港还没有“兰桂坊”这个概念。尽管有几间Disco，但下班入夜后的中环比不上尖沙咀那么热闹。“P场”就大把，他说。中环未有兰桂坊时，靠的是业主出租空置楼上或地库单位给派对搞手；私人地方办派对不合法，有人投诉、警察来到，大伙就要撤退。

有音乐的地方，就有DJ。1984年Thomas 18岁，不懂得打碟，在尖沙咀一间酒吧当barboy，酒吧就在今天K11 Musea的位置。他家里的兄长有组乐队，所以小时候就听过一张张黑胶碟，都是欧西流行乐、摇滚乐的杂锦碟。他早出来社会，居无定所，在不同朋友的家睡几日又搬走，有时醉醒，等了大半天入黑，又到酒吧上班。

他认识了几个酒吧中的资深酒保，“酒保也有职级的，像一间酒吧的第一、第二、第三把交椅，都穿黑衣，我们都管他们做黑衣老大。然后第二把交椅跳槽，到广东道的Hot Gossip当酒保，因为可以扶正，问我想不想跟他过去。跳一跳槽薪水也会上升，就答应下来。”他说，Hot Gossip位于今天马哥孛罗酒店的位置，“以前整个尖沙咀都是酒吧和Disco，夜深还有非法赛车，赛车就在广东道那条单向道调头。”

▲ 派驻到上海工作，Thomas往返沪、港两地，可说是最早一批北上的香港DJ之一。

Thomas就在Hot Gossip踏上DJ之路，由夜更上班，一下子变成每晚通宵达旦。“那里有个叫Sam哥的酒保教了我打碟，然后不久他又跳槽，到亚士厘道新开张的Chigago当酒保领班，我便跟随他跳槽，同时在附近的酒吧Malibu当DJ。”他专门跑凌晨3点到清晨6点的DJ时段，工作可以说全年无休，一星期七晚深夜打碟，月薪1500元，不算多，但加上酒吧正职也算不错。

刚好Malibu附近就是著名的Canton，Canton的员工转场到Malibu，人客也转场去Canton。凌晨3点之后仍然有人的香港，今天看来难以想像。Thomas笑了笑，当时那些年青人哪会舍得走？

安静纯朴的上海

1986年，Tommy从香港坐轮船到上海。清晨的上海滩犹在雾中，身为DJ的他前一晚在船上打碟，欢度一宿后，揉揉眼睛，外白渡桥的钢铁桥身映入眼帘。本来预计公司派他到上海老锦江饭店的“碧丽宫”驻场半年，没料到前前后后在上海待了20年，也意外参与编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后舞池、夜店与电子音乐文化的史前史。

现时60多岁的Tommy已经退休，也早于2007年移民加拿大。一次香港朋友的派对上，听到Tommy说起以前当DJ的往事：24岁的他到上海打碟，那时候上海只有锦江饭店和华亭宾馆有Disco。锦江饭店开业于1951年，原址前身为犹太富豪沙宣的物业；1972年尼克逊访华下榻于此，签署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上海公报》后，就在饭店喝茅台庆祝。而全中国第一间Disco则在北京的丽都假日酒店，1984年开幕。

相比之下，香港80年代的夜场纸醉金迷，兰桂坊、湾仔、尖东各有重镇；上一代蒲精必去的“Canton”、“Hollywood East”、“DD”各有捧场客。场地够多，专业人员也多。“一开始我在新世界集团旗下的DJ公司Manhattan Group工作。当DJ是再后来的事，那时我主要剪片，Manhattan在伊利莎白大厦的美式Disco，与当时香港主流的英式Disco不同，玩open DJ booth，要做表演，DJ要跟客人一起玩。所以派对现场会有主题背景布置，有音乐也有影片播放，有《星球大战》、《夺宝奇兵》等不同主题。”

“本身对音乐都有兴趣，有时见到那套当时价值可以上百万的专业器材，趁DJ不在偷偷打碟，他回来问我在干什么？我笑著回句，玩玩而已。”Tommy说。

▲ 创业之后，Tommy仍然不时客串当几回DJ。

1986年，上海锦江饭店的场地需要DJ，Manhatten Group派了一个DJ过去没多久，那个DJ因为不习惯上海的生活回来香港。Tommy自告奋勇代替他，上司著他要机灵点、表现好点，酒店投资方管理场地，而他们提供DJ、音乐和场地设计概念。

以前Tommy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只有小时候跟姐姐到广州探亲时，吃的那碗肉丝汤面和许多乞丐，上海更加是从未去过。抵埗上海后，他在锦江饭店上班也在那里住，饭店房间是英式设计，还有个封起来的壁炉。公司津贴吃喝住宿，每4个月搭船回港一次放一星期的假。

在饭店，Tommy办了许多个“第一”：第一个上海的圣诞派对、万圣节派对、穿上服装扮钟楼驼侠，一把假刀插在背上打碟，客人都看不明白，但仍陶醉地随节拍摆动身体。上海是个大城市，邻近的苏州、杭州、无锡人都会来上海打工；而在上海念书的日本人、中东人也是座上客，有时日本人说钱不够今晚不来了，Tommy干脆出钱请他们喝酒。没什么本地人，当时在地上海人还是在浦东耕田，本地人的生活作息和民风仍然纯朴。第一次回港休假时，在酒店认识的大陆小伙子小李见他要走，送了他几个哈蜜瓜，又送了一对他一直想买的“前进牌”球鞋。

“上海滩、十里洋场，还有李小龙电影中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黄浦公园，是我实在来到上海前的印象。上海很旧，日间只要留意街上的地摊随时寻到宝，四五十年历史的Omega表，他们当垃圾，卖很便宜的。”

当时Tommy打碟最晚只能打到凌晨1点，晚上的上海安静得很，他和酒店的小伙子提著啤酒，骑单车来到黄浦公园，整个公园只有他们。小伙子见Tommy新来报到，之后又带他骑单车到民居巷弄看看，原来天气热的日子，家家户户门窗大开，人就直接在家门前睡觉，没有人敢打劫盗窃，很安全。

▲ Roxy是Tommy1997年在上海创办的餐厅，当时来往Roxy的客人有不少外国人，每到假期结束，他们回到上海办公时，Roxy就是他们的好去处。

酒精與舞池，循環的夜

在酒店工作，工资也比外边好。像小李以前在工厂上班月薪80元人民币，现在领的是400大元。Tommy爱古物又爱听掌故，在街上找伯伯闲聊，听到不少文化大革命往事，又觉得公司包吃包住，方便储钱，就一直在上海工作。

第一日上班，上一任DJ仍在，却对他摆摆手，我不上班，今晚你自己来。Tommy看了场地亭台楼阁式设计的油纸窗一眼说，我不懂呀，什么都未上手。对方却只是摆了个要抽烟的手势。他后来才知道，通常留学生都有大麻在手，有些还是新疆出产的，小小钱就能买到砖头般大小的货。

“当DJ的成就感来得很快，当你见到派对客人都沉醉音乐中跳舞，你就感觉好像跟他们一起飞起来了。”Tommy说。“我把在香港的那一套方法搬来上海，一开始8点到11点，要不应客人点歌，要不打最主流的曲风，他们爱听外国摇滚的话，Pink Floyd我也可以打。12点后人少了，就打自己喜欢的电子乐风，House是我最爱的曲风，后来也有Techno舞曲。”他说当DJ一定要懂各种流派的歌，别人问起什么歌一定要懂；也要打自己的歌，潜移默化拓阔他们的音乐品味。

“一晚一场派对的重点是，身为DJ你要怎样控制好气氛。用音乐推高气氛，让客人跳舞、疯了似的大叫，但不能长期太high，不然他们没空喝酒。要兼顾这一点，就改用冷门一点的曲风慢慢让他们渡过亢奋，走出舞池点酒喝。当然懂得的人都会继续，上海人通常就坐在舞池外喝酒。”

后来港商北上做生意，上海Disco也多了不少香港客人。有晚12点后，Tommy到台下跟一班香港人喝酒，他们点了200杯Flaming Lamborghini，大叫一人十杯，“未饮完唔好讲嘢”。香港客人最豪爽，各国留学生则最有活力，没有钱点贵价酒，就一股劲在舞池跳舞，打到Techno舞曲时还即场mosh，互相冲撞撞到东歪西倒。

▲ 当年上海的Club有不少主题设计，DJ台旁就有一头狮身人面像。

如此上海的夜循环了三年，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当时公司叫停计划，急召他和同样在上海驻场的DJ Thomas回来。六四之后，Tommy短暂在深圳一间Disco当DJ，心心念念上海，最后还是回去了。辞职时﹐他还骗老板说打算到泰国做生意，没料到几年后两人在上海的Disco重遇，那个90年代经济腾飞的夜上海，和香港一样都是世纪末的繁华。

1990年“新锦江饭店”开业，楼高43层，新址就在旧饭店的后面。1993年上海成立首支职业球队“上海申花”，同年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今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成立，校长是名导演谢晋，赵薇是第一届学生。Tommy的90年代上海生活，由骑单车变成电单车，晚上游走不同酒吧当驻场DJ；同时也创业，投资者出钱开酒吧、Disco，他作为中介提供场地设计、管理和音乐服务。

“赵薇常常来玩，申花那些球员甚至晚晚狂欢，我都不禁纳闷，你们是要怎样踢球的呀？90年代香港人也来到上海拍戏，因为关锦鹏在上海拍《阮玲玉》，他们剧组有来玩，跟一个香港美指朴若木成了朋友，上海制片厂那些老前辈设计的布景非常厉害，他赞不绝口。又说张曼玉、刘嘉玲她们心急想准时下班过来玩，一次NG都没有。张曼玉来了几次，之后直接跟我说，Tommy，unchanged melody，便走上来唱歌。”他一口气说。

那时，张曼玉可以无惧狗仔队自在地唱歌，是因为现场没有几个上海人认识她，大家可以玩得尽兴，也不打扰彼此。香港的剧组虽然常常来上海拍戏，但香港电影对中国的影响力当年还是仅限于广东省一带，上海的年轻人面对更多的是来中国做生意、工作、读书的外国人。也因此，他不时在Disco见到年轻的上海女子跟外国人成为情侣。

各种文化在上海酝酿又喷发，推陈出新。“上海人那时也变了很多，每次来到，新相识老相好总要问我，Tommy有没有什么更厉害的音乐呀？他们很需要新的东西，外国人也不止于留学生，连专玩雷鬼音乐的酒吧都有了，很多非洲客人在派对起劲跳舞。”

直到1997年，Tommy在浦东开设酒吧“Roxy music”，主打便是外国人客源。楼高两层约200多平方米，澳大利亚工程师、德国测量师、美国人都是座上客。虽然假期一到，他们都会回国探亲，但熟客一回到上海，总会第一时间来他的酒吧。他留了一个角落做DJ台，有时会在晚上打碟过过手瘾。

▲ Thomas在上海当DJ的日子虽然短，但碰上当年中国学运、民运，成为生涯其中一大深刻经历。

转变：六四、欧美DJ进军中国、香港DJ回兰桂坊

1988年，Thomas和Tommy一样，经Manhatten Group安排到上海锦江饭店驻场，他记得锦江饭店是唯一一家用黑胶碟打碟的场，另一家华亭宾馆只能用卡式带打碟。黑胶碟打碟特别一点？因为世界各地唱片公司制作黑胶碟是限量流通，是你的就是你的了，甚至还有一种称为“白版”的黑胶碟，是用作试压唱片时制作的第一批唱片，数量有限，更加稀有。

同为香港人的Thomas、Tommy还有一名饭店厨师，同样从香港搭船去上海，月薪9800元，亦是公司包食宿。Thomas当时带同外籍妻子一起生活，觉得在上海的差事也算轻松悠闲，老上海保留下来的巷弄、古迹也多，日间他会带妻子四处游玩。

他说跟Tommy一起到上海，是第一波到大陆发展的香港人DJ。如果一直留在那里，可能早就发达，但他说不上很喜欢大陆的环境。

相比起Tommy一去上海待了二十年成了另类“老上海”，Thomas则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父亲1949年前在上海成长，以后才来到香港发展，成家立室。14、5岁时，他跟过父亲回上海，直接在酒店叫车，坐红旗牌。由香港去广州，坐火车途经广西、杭州到上海，回程则搭飞机到启德机场。

“1989年5月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人在上海，所知的比香港人更少，消息都封锁了。当时夏天天气热，上海有不少人会直接在家门前睡觉，那段日子却完全不见人。”Thomas记得，“深夜我和Tommy、厨师骑单车到黄浦公园附近，会见到街上有些很简单的街招传单，提到北京有集会，有部队之类的。即使一无所知，但那几日气氛安静得太不寻常。”

6月2日，公司很快就叫他们返回香港。“那日我们坐面包车往外滩码头，沿途上都是群众，占据了往外滩的路。面包车在马路缓缓开著，他们当中有些年青学生不断拍打车窗，伸出手试著递给我们传单，气氛很紧张，我在车上也有点害怕起来。”之后六四事件就发生了。

回到香港后，Thomas没有再回到上海。短短一年在上海的日子，不禁让人好奇之后有谁接替他们当DJ，Thomas说，当时在上海的酒店助手小李，已经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打黑胶碟。许久以后他探听到小李已经成为锦江饭店的要员。不过他记得小李学打碟时，不太能体会打碟的精神。Thomas比划了一下，小李打碟很死板，假设三首歌“A、B、C”放在眼前，他就直接顺序由A打到C。

▲ 1997年，Thomas主力在香港发展，在香港会（Hong Kong Club）打碟留影。

“不是这样的，”Thomas又打了个手势：“flow很重要的，随现场客人的反应，氛围变化，DJ要随机应变打出一种节奏，何时亢奋，何时低沉，随心组合手上有的歌曲，细致到从一首歌的某段跳接到另一首歌的某段。换言之，一个DJ每一晚打碟都创造历史，永不会重复。”

那么要有足够丰富和多变曲风的黑胶碟，才可以支持DJ打碟？他点点头补充了一句：当时Manhatten Group会定期派人在香港搜集、整理新唱碟，然后他当跑腿把新碟带到上海。也因此，他后来才争取到机会前往上海驻场。

1990年后，Thomas转行做影片后期制作，此前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辗转在上海和香港不同地区当DJ。1989年6月从上海回来后，他在沙田丽豪酒店的“Cosmo”跟一个外籍DJ和一个女DJ轮流上班，月薪6000元。

回望八九十年代那一段上海往事，他认为当时大陆其实并不预备Disco夜场、电子乐曲等文化进来，当时香港人北上的更多是设厂做生意，一直到90年代尾香港回归之后，始有更多香港DJ北上，他们打头阵；欧美等地的世界级DJ则于千禧年代透过经纪人公司仲介前往中国，在当地驻场或表演，带来最新的器材，也培养了当地的新DJ。中国的金主自然是重金礼聘，于是对外国DJ来说，中国就是一块肥缺。这种中国与国际的直接联系，其实削弱了香港DJ身为桥梁的角色。

后来，“香港人就成为了‘港灿’，成了井底之蛙。2010年代有一班在大陆驻场多年的资深香港DJ，突然陆续被大陆以不同原因解约辞退，因为当时香港人有很多反水货客运动，中港矛盾愈演愈烈。回到香港的他们，就依靠以前的人脉在兰桂坊驻场。”

由1994年起，Thomas兼职在兰桂坊打碟，到现在三十年。为什么要转行剪片？90年代“卡啦OK”兴起，广告业又兴旺，他就专门剪广告、音乐录像带、电影预告片。“卡啦OK”流行起来，其实也影响了Disco的生意，直到90年代末，人们对“卡啦OK”的新鲜感减退，才又兴旺起来。

音乐、影像创作在90年代猛然爆发，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世界各地的潮流共冶一炉。各路场地都要DJ，Thomas一个人应付不来，渐渐做起了DJ领班，透过人脉把徒弟们派驻到不同场地，现在俨然已经是一众兰桂坊DJ的“师公”，但他摆摆手笑说，这几年不再打碟，年青人都不认识自己了。

▲ 34岁的Hyphen多数从周四工作到周六，在酒店、酒吧、Disco等当驻场DJ打碟。

派对逐渐安静

34岁的Hyphen在新蒲岗的工厦租了个单位，那里有两部混音打碟机，一部打黑胶碟，另一部是数码化的，他只需要插入USB手指，打开当中过万首不同风格歌曲，便可以开始一晚的表演。疫情之后，他多数从周四工作到周六，这是现时酒店、酒吧、Disco的共识，不论生意好坏，尽量维持这几日有驻场DJ打碟，吸引客人。

Hyphen说，如果不找DJ，店内纯粹播歌，其实没什么气氛的。“DJ我们通常有几种分类，打Hip-hop是一种，打House是一种，还有一种叫Open Format，即是不限风格种类的意思。我入行之后一直都是打open format。不同的风格，同样可以带动起现场气氛。”

“18岁那年，本来在学校和同学组乐队，母亲以为我醉心音乐，便问我有没有兴趣跟舅父学打碟，我的舅父便是Thomas。我还以为DJ是指电台的唱片骑师。”直至他到Thomas中环的studio，见整幅墙壁都放满黑胶碟，Thomas叫他把黑胶碟转录，录音器放在混音器上，播歌同步录歌，然后转换成数码化格式档案。

“仅仅录音就花了三个月，录到呕，但是后来开始学打碟的时候，用手指刮碟的那个声音，很好听，我本来以为DJ都是播别人的歌，跟组乐队、写歌、表演相比来得间接，但原来刮碟的节奏，很自由随性之余又有那种只属于我的部份，放入到播放的歌曲中，也是一种创作。”他说。

作为九十后，他自己及身边朋友，活在一个更加数码化的年代。打碟不必像以前黑胶唱片、卡式带随身，但电脑化也有问题。Hyphen初出道试过打碟期间程式故障，电脑重新开机，一下子音乐骤停，全场客人、酒保、老板都狐疑地看著他。

近十年串流影音平台盛行，比Hyphen再年轻的人都习惯听Apple Music、Spotify之类的平台，对DJ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前DJ是表演者，也是一种音乐品味上的先行者，DJ熟悉的音乐风格一定比普通人多。现在透过那些平台，所有最新的歌曲很容易到手，DJ变相要斗快，否则可能出现客人知道的某些歌曲，而DJ不知道的情况。另一方面，数码化年代，DJ入门门槛也降低了，现在的混音器可以让人一目了然BPM（每分钟节拍数）。

然而当一名DJ，最重要的还是用耳朵去听，而非用眼看。

▲ Andrew Bull知道这几年很多香港人离开了，然而他视这次久别归来，是第二次在香港的重生。他仍然想做些东西。

疫情期间，Andrew Bull回到香港，但是他在上海依然有物业，品牌活动业务也依然继续。上海和香港同样受疫情重创，而他只是本能地回到香港。他知道这几年有很多香港人离开了，然而他视这次久别归来，是第二次在香港的重生。他仍然想做些东西。

另一方面，他也见证上海在疫情期间，多间夜店结业，新一代的音乐品味改变了大陆夜店的生态。其中一个重点，便是抖音等APP带来多首病毒行销般的热播神曲，以及年青一代重度手机上瘾的状态。

“我不是说我完全反对科技，而是在华人社会中，华人倾向与他人分享同一样的想法和品味，说出‘我和他们喜欢同一样东西’，会令他感觉更自在。而不是说，这张黑胶唱碟只得我拥有，或者说我不要House，不要Hip-hop，只想听Techno。华人更倾向于问：其他人都喜欢什么？”

他更在意的是，今时今日的夜生活形态，其实也反映了整个世界愈来愈没有隐私。作为一个从极度重视隐私年代走到完全没有隐私年代的老人，他发觉近二十年来已经没有明星会去夜店玩。

在70年代，夜店是同性恋者大胆尝试甚至抗争的充权空间，他在半岛酒店就曾见到Gordon Huthart——后来兰桂坊“DD”的老板——冒著被人赶走的风险跟男伴跳舞。而且店内不能拍摄，拍摄者都会被人赶出店外，大家在那个空间中都可以毫无顾忌做自己。但随著相机、手机镜头和闭路电视陆续现世，可以说今日的社会，个人匿名的空间与隐私已经灭绝。

▲ DJ Hyphen是后起之秀，试著要在愈加数码化的年代找到自身定位。

90年代距今已经二十多年，昔日的不夜城，今天变得安静。不禁好奇，现在香港仍有多少个专业DJ？Hyphen想了想，说学做DJ的人多，毕竟上网也有教学，要入门除了人脉，就只能找酒吧自荐；而能够独当一面的DJ，在香港现时有大约100人。

僧多粥少还是粥多僧少？他记得十年前入行，星期一到六都要DJ驻场，然后能上班的日子愈缩愈短，由六到七日，变到今天专攻周五和周六，周四算Bonus的。老板深知，周一到周三请了DJ都没用，根本没人来。

“所以今时今日找学徒也要出奇招。”Hyphen几年前跟朋友聊起怎样吸引新血入行，贪得意到连登讨论区发贴文，主题叫‘现职DJ，你问我答’，让网民自由发问，他去解答大众对DJ的印象。“当然有不少人会追问，像DJ是不是很容易把妹，是否私生活混乱，女DJ是否虚有其表，靠身材吸引人眼球之类的问题，但我也留意到有些用户认真问到打碟的知识。后来我集合他们在Telegram群组中进一步交流。十几个人当中，现在有一男一女已经学满师，开始当驻场DJ。”

有次，其中一个学生跟他提起，亲身看世界知名荷兰籍DJ Armin Van Buuren演出时看到哭了。他不禁想，在一晚的一场派对中，DJ到底是什么角色呢？来到AI年代，AI连写歌也做到了，但是做不到人类抒发情感这回事。在派对中百千种情绪横流中，DJ就是那一个瞬间生灭的神，用音乐欢迎人们齐集此地，然后进入一个神思狂欢的世界。

▲ 中环一间天台的酒吧，驻场的外藉DJ正在打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