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桥牌没有掼蛋流行？

掼蛋在官场和金融界很流行。多年前我在偶然的场合被强拉玩过一次，感觉很有意思，是娱乐性很高的纸牌益智游戏。但后来没有玩的适合圈子，就再没有玩过。

桥牌也是纸牌游戏。我以前玩过很多年，还代表单位参加过一些比赛。算是业余爱好者吧！桥牌在八十年代传入中国，至今有四十多年，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国家级的中国桥牌协会于1980年6月正式成立，并组建有国家桥牌队，归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管理。

桥牌在中国的兴起与推广与邓小平爱好打桥牌有很大关系。邓小平爱打桥牌，除了邓小平，还有万里，丁关根等领导人爱打桥牌。但也就这么几个领导干部爱打桥牌，中高级官员中爱打桥牌的很少。邓小平是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打桥牌和喜爱上桥牌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或者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论好坏，都是如此。在1980年到1995年这十五年间，桥牌运动蓬勃发展，企事业单位都有为数不少的桥牌爱好者，在大学校园比较流行，许多人接触桥牌就是在上大学时。中国现在的桥牌爱好者大多具有大学学历。各地成立有桥牌协会，经常组织各类赛事，参赛队伍众多，国际比赛也在中国开设赛场。但随后桥牌运动一落千丈，打桥牌的人越来越少。“成也邓公，败也邓公”，93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再次推动市场经济的更大发展，下海经商，“一切向钱看”一时蔚然成风，同时娱乐也越来越多样化，就很难静下心来打桥牌了。加上后来邓小平去世，桥牌运动的热度也随之下降。

但桥牌纵然有领导人喜好加持，也未曾达到如今掼蛋的风靡程度。据估计，目前全国打桥牌的人也就一百万左右。而发源于江苏淮安的掼蛋，有业界人士估计近几年已发展到1.4亿的参与人数规模。但我感觉这个数字有些夸张，但有几千万人玩应该没问题。不像桥牌是“自上而下”，掼蛋是“自下而上”。起于民间，而受到中层官员和与之打交道的金融人士的喜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助力。官方也曾对掼蛋给予高度肯定。2022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指出，“掼蛋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参与性、观赏性、科学性和竞技性，能提高人的记忆力、判断力、分析力和合作意识。由于其简单易学、老少皆宜、愉悦身心，深受大众喜爱，近几年来在许多城市开展并呈现普及态势。随着掼蛋的普及，社会各界希望能有部门牵头，组织一些高水平的赛事，并对相关规则予以统一。”同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试点开展竞技掼蛋项目，并在公开文件中明确提出“把掼蛋作为一项试点项目按照成为正式体育运动项目的目标逐步进行引导和规范”。随即2023年，全国掼蛋比赛总量超过了1000场，国内有100多个掼蛋协会，有1000多个掼蛋俱乐部。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桥牌的普及率虽然低，但中国桥牌专业选手的水平还是很不错，在世界上能排上前几名。桥牌是世界性运动，有世界性比赛。1982年中国桥协第一次派出中国国家队参加了当年的世界桥牌锦标赛，至今已取得包括男子团体和双人赛、女子团体和双人赛等17项世界冠军。在单人，双人或小型合作运动项目上，普及率低和专业水平高是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但举国体制对足球等对抗性强的大型合作运动项目就不灵。文化因素使然，但凡运动项目或游戏都是起源地社会规则及运行的反映和投射，是年轻人进入社会前的模拟训练。中国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小农经济只局限于家庭基础上的小规模合作。而游牧民族围猎需要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团队合作，与足球运动的协同规模相差无几。虽然历史上中国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但是主要是建立在控制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合作和协同基础上的。

就我看来，掼蛋之所以比桥牌风靡，有这么几个因素。首先，桥牌的入门门坎很高，学会基本的规则需要更多的时间，至少要一两个月才能掌握桥牌的叫牌、出牌和计分规则。而掼蛋虽然比跑得快、斗地主、双扣等纸牌游戏规则复杂，但比桥牌还是容易多了，基本玩过其它纸牌游戏的，一时半会，就能掌握。

第二，桥牌是脑力消耗非常大的游戏，并不适合于官员在劳心费神的工作之余放松和调节。即使在邓小平的示范和倡导下，八九十年代，官员中玩桥牌的也很少，玩桥牌的主要是一般干部和职工。而掼蛋的娱乐性和益智性比较平衡，既有比其它纸牌更高的益智性，也有很高的娱乐性。

第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桥牌是泊来品，反映了西方社会的运行规则，注重公平公开竞争。桥牌基本上能排除运气成分，拿牌的好坏最多只能在决定胜负中起百分之十的作用。而掼蛋的运气成分还是比较大，与官场运行规则具有很高的同态性，算计、配合、处心积虑，“卖破绽”等。甚至有人总结出了“掼蛋文化”。苏州掼蛋协会副会长冯杰对记者说，“掼蛋里面融入了各种好的品格需要的东西，比如隐忍、谦逊，还有果断、勇毅。看一个人打掼蛋的招式能够对这个人产生一定的了解，掼蛋需要人的心灵互动和沟通，能够侧面体现一个人的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按他的说法，掼蛋还有考察干部和识人的作用。

第四，最关键是环境变化。掼蛋是益智游戏，算是比较健康的娱乐方式，符合至少不违背对官员廉洁自律的要求。于是，官场应酬就从过去的大吃大喝等转移到玩掼蛋上了。

比较起来，桥牌占有“天时”，有高级领导人喜好；但没有“地利”，大多数官员都不喜好；也无“人和”，大多数人无从接触，更不会喜欢。而掼蛋虽无天时，但有地利和人和，基础更广泛和深厚。比桥牌更流行也在情理之中。

那为什么麻将和斗地主之类的纸牌游戏没有成为新环境下官员们的新宠呢？麻将主要是与赌博和玩物丧志联系得太紧密了，不适合官员的身份。斗地主等纸牌游戏也曾短暂成为官员调剂的方式，但益智性和趣味性没有掼蛋高，后来就被掼蛋所取代了。另外，少数官员将打高尔夫用于调剂生活和应酬，但容易联想到腐败和腐化的生活方式，加之高尔夫运动在中国靡费颇高，也流行不开。但高尔夫有益于身心健康，适合于上年纪的人。在西方，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老百姓也打得起。政客和商人则喜欢边打高尔夫边幕后交易和谈生意。

但掼蛋流行于官场最近受到一些严厉的批评。据澎湃新闻，8月5日至7日，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北京青年报》连续三天在二版“青评论”刊发“晨云”署名文章，批评近年来盛行的“掼蛋之风”。8月5日刊发了《警惕掼蛋沉迷助长消颓之气》指出，随着掼蛋日益成为某些公职人员的新迷醉、个别企业经营者的新机巧和一些年轻人的新宠爱，掼蛋沉迷也愈发成为某种值得重视和警惕的社会现象；6日刊发的《“全民掼蛋”的躺平之风该管管了》进一步指出了掼蛋流行所带来的躺平之风。7日，《北京青年报》刊发的《亟须破除掼蛋编结的“圈子文化”》一文则从圈子文化的危害层面，对掼蛋之风予以批评。只看标题，就觉得杀气腾腾，来者不善。

而北青报的文章受到了新华日报的驳斥。8月8日，新华日报评论理论部微信公众号“江东观潮”发布文章《掼蛋的“打”与“被打”》，申辩说，“无论‘掼蛋’还是最近颇为流行的‘晒背’抑或其他，只是不同人选择的不同休闲方式而已。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关乎底线的，不需要谁来判定对与错。”并严词批驳北青报的文章是“夸大其词、论据不足、因果倒置”。很久未见官媒互掐，不知有何玄机。

依我之见，娱乐是人的天性。官员也是人，并非“特殊材料”构成的，有血有肉，也有娱乐的需要。说实在话，当官无非两个追求，一个是权力本身的满足；一个是权力所带来的更好的物质待遇及享乐。不同的官员，偏重有所不同。完全追求权力的满足和完全追求物欲是两个极端，这两类官员很少。总体应当符合正态分布。如果搞的官员连普通人的乐趣都没有了，大多数官员都会觉得了无生趣。只有极少数纯粹满足于权欲，而物欲不怎么高的官员能适应。这种官员，往往有清洁廉明，道德无瑕，艰苦朴素，夙夜在公、日理万机的形象，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满足其权欲。在权力得不到限制的状况下，这种官员的作为并不见得有利于老百姓的生活。窃以为，欧阳修的“与民同乐”的境界高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贬了还惦记着怎么为皇帝治理老百姓。

官员有无娱乐爱好，也与其工作作风有很大的关系。有些爱好的官员，就举重若轻，“抓大放小”，善于授权放权，知人善任。如果官员没有什么爱好，一心扑在工作上，那必然事无巨细，大事小事，胡子眉毛一把抓，把自己累得够呛，还不讨好。朱元璋就是如此。朱元璋年轻时过得很艰苦，没有培养出什么爱好。当上皇帝后就把折腾老百姓当乐趣。他对元代流传下来的戏曲深恶痛绝，开示臣下说，“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他自己不爱看戏，就禁止官员和老百姓也不许看戏，制定了非常严酷的“禁娱令”，禁止官员和百姓“躺平”。后人记载，“元明人多恒歌酣舞，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歌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就是在城中心建个了望塔，派人值守，一旦发现城里有人唱歌、饮酒和赌博，就捉拿来倒悬在楼上，只有水喝，活活饿死。严酷之极。但朱元璋的“禁娱令”在他死后，人亡政息，很快就抵挡不住官僚士大夫们对娱乐的强大需求了。根本上，朱元璋的继承人，在锦衣玉食中长大，培养和发展了诸多爱好。后来的皇帝自己也想娱乐，不让官员和老百姓娱乐总说不过去吧，更执行不下去。专制独裁者总是想将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天下人，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不允许臣民各有所好，太霸道了。但终归会以失败而告终。

总归说来，官员们流行玩掼蛋总比大吃大喝，耗费民脂民膏好。不能把所有的路堵死。这也不行，那也不许。官员又不是机器人，总得有个消遣的方式，不能无时不刻扑在工作上。玩掼蛋算是健康有益的消遣活动。不要与所有人过不去。

目前掼蛋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纸牌游戏，与麻将并驾齐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对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有望成为中国的新国粹。但应该追不上麻将的普遍程度。毕竟麻将的手感比纸牌强。麻将摸牌打牌本身更富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