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社群与政治德性

前天晚上，有位朋友转给我一篇《社群暴力幸存者自述》，讲述了一个被某进步社群孤立、排挤、霸凌、羞辱的故事。事实上，这样的故事我了解得并不少，尤其是在这大半年，不管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无意间观察到的，不管是来自进步社群内的亚社群，还是来自整个进步社群本身。

公平点来说，这种情况在其他政治化的社群都发生过。就我所知道的，在自由派内部，当年“口炮党”对某些“改良派”的攻击，不可谓不凶残；有些我认识的朋友，被其他反贼贴上“特务”的标签以后，无论怎么自证清白都没用；2018年我接触的毛左组织，曾将组织内的一名不愿与原生家庭决裂的成员开除，并发出“江湖追杀令”；中国基督教会内部的撕扯与分裂，马丽的那本《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宗教企业家精神：秋雨之福归正长老会的兴衰》写得也很细致（尽管我对其指控持保留态度）。

不过进步社群的情况，跟上面说的其他的政治化社群，还是稍有不同。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内部的不断分裂是一种常态，很多中国的基督教会（denominations）也完全习惯了别的教会的存在，并不认为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掌握着真理；2018年北大马会几乎做到在青年毛左内部一家独大，但在左翼里面，除了毛左还有托派，托派对毛左的理念和作风时常不以为然，事实上那个被毛左社群开除的行动者，最后正是被托派的朋友所接纳；至于十几年前的自由派，改良和变革，很难说哪边更有势力，而且自由主义的理念，本身也不鼓励因为一个人的立场就对其赶尽杀绝。

改开以后，如果说有什么主义，一方面达到当年自由主义那样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又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那只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另一种就是身份进步主义。事实上，在当下的思想市场，只有在这两种主义，还能不断招募新的信徒。自由主义早就收皮了。

有些进步派大概不同意身份进步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他们会说身份进步主义强调自由、多元、包容、主体性……跟集体主义没有一点关系。然而这多少有点想当然，这种说法既不符合身份进步主义的理念，也不符合它在中国的实践结果。

正如我在《合群的诱惑》里写的，身份进步主义者根据不同的维度（性别、族群、阶级等），强行将社会划分为“强势群体”（powerful groups）和“弱势群体”（powerless groups），这本来就已经很集体主义了。在这种身份进步主义那里，一个人的道义地位和认知地位，基本取决于ta是被划在“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里，强势群体的成员不仅在道义上占下风，在一些理论里，他们在认知上也是处于劣势的（比如所谓的standpoint theory）。这和毛时代对“黑五类”的定位何其相似。

跟身份进步主义者所经常宣传的“多元性”不同，其实他们的观念同质化水平比我了解的任何政治化的社群都要更高。他们的分裂大多是私人关系的破裂所造成，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是对理念的某些细节产生分歧所致。身份进步主义并不真的拥抱“多元性”，并不真的关注具体的人，并不真的认同个人的主体性，他们只是在抽象层面将其作为原则而已，而且他们对这套原则的捍卫也很“抽象”。比如有某个妻子指控丈夫埋头学术，油盐不进，“不关心具体的人”，他们就一窝蜂去网暴丈夫，连死者都不放过。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搞不清楚，他们的愤怒是因为“关心具体的人”这条原则被冒犯，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关心妻子具体的伤痛。

他们自以为的“自由”“多元”“包容”和“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赋予各种身份看似与以往不同的定义，他们自认为打破了铁板一块的传统，为受到传统身份束缚的人争取自由。然而他们很快给这些重新定义的身份制定了规范，并且要求他人和社会予以承认，对于不愿承认的，有所迟疑的，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诉诸语言暴力。更不要说，对于质疑身份进步主义这一套理念，或者不按照这一套理念去行事和发言的人，他们巴不得让对方社会性死亡，或者竭力取消对方的生存空间。

按理来说，他们对待同样持有身份进步主义理念的人，应该要更宽容一些，但实质上并非如此。进步社群内部，依然有许多落在传统身份范畴的人，比如男性、顺直女、妻子和母亲，于是他们发明了数不清的污言秽语，去攻击拥有这些身份的人。而且，社群内总会有一些人，将人际关系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矛盾，用这一套理念的术语包装起来，变成道德性的指控。这些指控的名目本来在广义的社会范围具有严肃性，但在进步社群内却变成排挤和霸凌的手段。这些身份进步主义者沉迷于一个又一个的“指控”，而且社群内从没任何耐心去分辨不同指控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只要有指控，被指控者就必须受到惩罚。

昨晚有朋友把政治理论家Enzo Rossi的一条推文发给我。Rossi说，那些研究社会正义的学者总是有一种架势，好像那些大的规范性问题，都有非常确定的答案，而且除了他们，其他人都没看出这点。所谓“研究社会正义的学者”鼓捣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身份进步主义。就是这样一套东西，在过去的十年，在简中世界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自由主义失去的地盘，并且要取代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共同的底线”，而且它也确实在这么做。然而，身份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一点上不同：自由主义对于很多涉及社会正义的问题，其答案都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这就为合理的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s）留下了充分了空间；但身份进步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经常有着非常确定的答案，一旦身份进步主义成为了“共同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给出的答案，与这一套理念给出的答案不一样，那就是在触犯“底线”，是不可饶恕的。

Rossi举的例子是堕胎，但没有展开。比如说，身份进步主义者认定女性具有无可置疑的堕胎的权利，但对于许多研究过应用伦理学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确定，胎儿的大小有时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后者并不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就代表天塌了，这种态度让身份进步主义者感到怒不可遏。

在一些涉及性别冲突的公共事件中，我经常看到有女性在指责与其立场不同的男性，这不是常识吗？你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这就是身份进步主义在中国吊诡的地方：一方面，它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确实无可置疑，如果有人愿意对中国现存的媒体和自媒体做一下内容分析，那应该可以看得出，国家主义和身份进步主义是两种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确实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在这十年内被迅速移植到中国的，这就意味着，它的理念的许多方面，很难称得上是“常识”。

将身份进步主义作为常识，不仅体现了一些知识精英（大多有留洋的背景，或者在一流的中国大学里接受过教育）的傲慢，而且也会造成实践上的困境。比如说，在中国的少数派里，有两个群体天然存在着紧张关系，那就是基督徒和LGBTQ。如果是以前的自由主义，它会要求双方各自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活动，尽量河水不犯井水，基督教不能要求社会消灭LGBTQ或强制对其实行“治疗”，LGBTQ也不能要求社会消灭或强行改革基督教。有些基督徒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有的同性恋可能产生了皈依基督教的想法，这对当事人的内心来说必然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并不可能仅仅通过推广身份进步主义得到克服。很多进步派对基督教的期待是，希望它自然消亡，或者希望它能自己改革，改革到能做到对LGBTQ平等尊重。对于后者，我不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在可见的当下，其实现的可能极其渺茫，因为这相当于对基督教实行对几个世纪前的宗教改革更大的改革，这些基督教会有什么动力去这么做呢？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传统自由主义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自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句流行以来，自由主义的这个划分已经遭到身份进步主义者的严重质疑，然而与其说，这个划分在身份进步主义那里完全被放弃，不如说，它变成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被后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当“侵犯隐私”可以成为指控某强势群体的成员的罪名时，公/私的划分是存在的；当弱势群体披露强势群体的隐私时，这个划分又不存在了，因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就性而言，弱势群体的成员的所有性越轨行为，都叫“性开放”，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应该免于被评判，而强势群体的成员的性越轨行为，则要视乎与该行为有关的弱势群体成员是否愿意放他一马，不对其提出指控。也就是说，对于强势群体来说，他们的行为基本都属于公共领域的评判对象。虽然身份进步主义承认“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也不认为所谓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身份是绝对固定的，但有一些人基本无法摆脱强势群体成员的身份，比如顺直男。

在身份进步主义之下，其他群体也不见得就一定安全，因为总会有某些群体比你的群体更弱势，你要求神拜佛不要被这些群体的人盯上，不要被其中的任何人所指控，不然你的“隐私”一样保不住。即便在你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安全了，有一些危险总会让人猝不及防，因为有一些身份是可以“选择”的，即便它在理论上看起来像是被塑造的。你不知道，今天这个在你看来没有哪些方面比你弱势的人，明天通过提出一套个人叙事，就可以变成一个全方位都比你弱势的人。这些看似被塑造实质却可以选择的身份，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性倾向和精神类疾病。如果选择某种身份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可以让一个人在对线中获得某种王牌，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当然可以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也相信很多进步社群内部的人是不屑于这么做的。不过我并不会因为对一种意识形态产生质疑，就认为持信这种意识形态的人非傻即坏。刚好相反，我前两天才和朋友说过，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很好的女权主义者（作为最常见的身份进步主义者）。我并不是说她们是“老好人”，而是说，她们不仅有同理心，而且也做到对别的主义的人充满宽容。她们并不觉得不是女权主义者是件多大的事，不会就此给你盖上一个“男权主义者”的戳。事实上，正是其中的一些，一直在强调女权事业不仅需要女权主义者，也需要自由主义者的参与，才会让我在一些公共事件上有一定的出镜率，也才会让一些人以为我是“女权男”。

这种跨主义的宽容和团结，正是我在第一本书里讲到的，当下少数派最需要的“政治德性”。我在2018年遇到的女权主义者，基本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德性，甚至可以说，我在2018年遇到的左翼青年，也大多具有这样的政治德性，所以他们也会主动来接触我这个自由派，甚至邀请我去做讲座。我在那一年提出的覆盖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非国家主义的毛左和托派的跨派别联盟，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其现实基础正是这些阵营中的行动者，能够表现出与其他派别团结共容的政治德性,而且在实际的事件中，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互相声援、肝胆相照。

我们经常认为，坏和尚把好的经念歪了。在身份进步主义这里，我感觉更有可能的是：一些很好的人刚好捧到一部很坏的经。我觉得身份进步主义配不上曾经那些优秀的行动者。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错，毕竟这套理念在西方也很流行，他们只是拿来主义，但也可以说他们也有错，就像当年严复梁启超那一代,基本不加批判地从西方那里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样一套东西到了政治德性很糟糕的人手上，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成为内斗的利器，但对于攻击利维坦却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官方的强势地位，根本不需要这一套理念来甄别，而且身份进步主义制造出那么多的“强势群体”，一下给当局分散了火力，更不要说，粉红女权对国家还是热烈拥护的。事实上我经常在怀疑，身份进步主义的流行，是不是有些部门有意放行的结果。

然而为什么在进步社群，政治德性糟糕的人会得势呢？因为内部有真正反思能力的人，早已看出身份进步主义的问题，然后要么陷入沉默，要么因为指出这些问题而被边缘化。而那些政治德性糟糕的人，往往充满着“斗争”的精神，而且特别擅长寻找靶子和进行情感动员。事实上，我听过不止一个前代的女权主义者说过，女权社群内部——至少相当一部分——已经民粹化，考虑到我处于如此外围的位置，说过这样的话的，肯定远远不止这一两个。她们不敢公开说，可想而知，一方面是不想损害女权社群的声誉，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得势的人，有所忌惮。

在这样的环境下，进步社群内部的人为社群所伤，实在太正常不过了。我甚至认为，一个未曾为其所伤的，要么是太幸运了，要么是太狡猾了，大概还是后者居多，因为要躲过那么多次内部斗争的锋芒，光凭运气还是不太容易。对于遭受进步社群这种精神伤害的人，我有个建议，那就是从各种联系方式里，把那些最认可这一套的人，删掉。删完你会发现，其实在社群以外，你完全可以重新找到不那么认同身份进步主义的人来做朋友。他们可能有些世俗，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但他们也没有那么残忍。

我写这一篇东西，并不纯粹是为了抨击身份进步主义，同样也是为了自我反省。在刚接触身份进步主义的时候，我挣扎过一阵，后来在同伴压力，以及自身的不自信下，放弃了抵抗。我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接受这一套理念，是因为自己的觉悟不够，那就跟在那些从西方取得“真经”的人后面，好好学习。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不想让自由主义就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和思想市场，所以想通过联合另外的力量，让其保持继续在场。要知道，身份进步主义在美国，有时干脆就叫“自由主义”，让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来自美国的“自由主义”联合，这个想法太自然了。然而，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让身份进步主义取代以前的自由主义作为新的“共同的底线”，不仅不能让“自由”“多元”“包容”“主体性”这些内在价值得到真正的发挥，不仅会让私人领域和异见的空间逐渐缩小，而且也将给少数派内部制造更多的冲突，让难以调和的矛盾变成一触即发的战争。自由主义在身份进步主义面前的退让，最后遭殃的，或许不仅是自由主义本身，还包括被自由主义推向进步社群的人，以及整个少数派的事业本身。